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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报》：在您看来，什么是“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变革”？与其他国家比较，有什么不同？对于能源结构，您认为最主要的变革关键点是什么？
斯蒂凡·辛格：德国有项名为“Energiewende”（能源转变）的政策，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可再生能源电厂建设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欧盟委员会的战略规划提出，到205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到95%，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也是为了力争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值控制在2℃。
《中国电力报》：推进能源变革的关键环节是什么？您认为应该规划怎样的能源变革时间表和路线图？
斯蒂凡·辛格：在我看来，中国能源变革的蓝图可以效仿德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当然这首先是要根据各国国情政策来制定。
从能源消费方面来看，能源存储的峰值和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电量不能被充分地使用，就不应该在最初被生产出来。从能源生产方面来看，能源行业应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成为当其他行业（例如农业）无法降低他们温室气体排放量时，用来调整二氧化碳的“调色盘”。在我看来，对于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比例以及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的路标这些具有约束力的目标，应当成为改变能源系统政策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改变应该跟随整个行业的情况——确保不同的步骤（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及电网的扩大）有序地进行。
《中国电力报》：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变革，您认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样的变革又将对中国能源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启发？
斯蒂凡·辛格：能源变革必须是发生在全球水平基础上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在一开始就指出，只有全球能源系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才能对“全球气温上升值控制在2℃”这一目标有所帮助。然而，为了这场变革，一个雄心壮志的气候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在这过程中，新兴经济市场由于目前碳排放水平的制约以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高期待，使得它在未来对碳排放标准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发展成熟的经济体系，还是新兴经济体系，为了这场变革，都必须要立即行动起来。世界各国必须要克服他们的优柔寡断，共同努力，并且制定一个明确的约束性气候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