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大势的中国抉择

　　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的强硬立场，未必就会成为当选后的政策。例如，持反对共产主义立场的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却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大选中攻击老布什“纵容”中国的克林顿，在其任上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3年，老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与中国的关系也许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可以生活在和平之中。把美中关系看得如此重要一点都不为过。我们不愿把中国‘制造’成敌人。美中两国可以在许多方面开展建设性合作。有些时候，中国人似乎有点难对付，他们有时也会觉得我们很难对付。”
　　迥异的历史经验
　　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同宗同源，欧洲人在北美东北部定居的开端大致相当于中国清朝的开元。
　　两个大洋将美国与193个外国中的191个分隔开。美国北部边界自1812年以来一直保持和平，南部边界1848年以来基本也是和平的。自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条约》签署以来的229年里，外国军队只有两次袭击美国领土，而且都在最外围地带。
　　五千年文明史给中国人带来了光荣与自豪，可近代历史却令中国人不堪回首。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因工业革命而实力迅速壮大，并积极拓展对外影响力。当世界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之时，美国还只是个小字辈，却也垂涎欧洲“老大哥”在华所得，要求清政府给予美国同样的优待。两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强大的美国同羸弱的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近三十年中，美中关系在官方场合就是——没有关系。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接触至今不过40年（1972年至2012年）；双方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只有33年（1979年至2012年）。双边关系虽然历史短暂，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波折、起伏、希望和失望：在合作和相互依存的同时，互不信任与误会重重；地理上的遥远和心理上的陌生，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屡屡造成沟通失当。纯粹地理上的遥远并不一定是友好关系的障碍（美国同欧洲盟友也相距甚远），但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有时会导致彼此对对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幻想非但不能弥合业已存在的差异，可能还会使彼此有些失望。
　　19世纪中期，大批华人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抵达美国西海岸。吃苦耐劳、不计报酬的华人苦力极大地冲击了就业市场，加上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萧条，华人首当其冲受到暴力排挤甚至虐杀。华人被贴上“无知、狡诈、肮脏、迷信”的标签，他们聚居的唐人街一度被视为罪恶和堕落的代名词。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特定族裔移民美国的法律——排华法案。
　　过去两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爱与恨之间摇摆——既是马可•波罗和赛珍珠笔下的神奇之地，又是铁骑、暴徒、“黄祸”之国。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倏然变成50年代的极权者、60年代的激进者、70年代的无产者、80年代的改革者……
　　中美两国位于不同大陆，都地域面积广阔，且自然资源丰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这样的大国易于自认为正确，觉得自己最有造福天下的使命感。尽管有相似之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巨大差异使两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心理。
　　如何脱离博弈困境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在《时代》社论中首次提到了“美国的世纪”。他坚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个“黄金机会”去“承担领导世界的使命”。卢斯呼吁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总统去完成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职责和使命。”卢斯的理念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理念。追求超强国力从此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信条，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基础——“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人其实最讲意识形态且根深蒂固，也不会因为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趋于一致时，合作面大一些；当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凸现时，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大。道义上的优越感使一些美国人（尤其政客）乐于把美国与别国的利益纷争诠释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战”。因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种决定，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是正义的。
　　产生道义优越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美国人认为其国内政治体系和代表议会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权主义或利益垄断的弊病；二、经济、军事实力客观上赋予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许多美国人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要将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的信念；三、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觉得，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世界的典范。在此思维定式下，美国人总爱说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构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根基，无疑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