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解读：输血新型能源　动刀传统产业

　　​动刀传统产业​
　　早在《目录》正式公布前，大唐国际便于2014年7月发布公告，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新公司”）签署《煤化工及相关项目重组框架协议》，拟将其煤化工板块及相关项目进行重组。​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2010年的国新公司，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其定位在于“配合国资委优化中央企业布局结构、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
　　​直到今年年初，大唐国际等相关领域企业还充满希望。2月份，国家能源局通报了煤化工产业“到2020年规划煤制油产能3000万吨、煤制气500亿立方米”的目标，被视作将开启煤化工产业的“工业化新时代”。两个月后，《目录》征求意见稿发布，煤化工项目在多个西部省区中也均有列入。
　　​7月始，形势急转。17日，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明令禁止新建20亿立方米以下煤制气和年产1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新项目。而在正式发布的《目录》中，西部煤化工项目全部被排除在外。​
　　对于煤化工项目政策的“突变”，姚慧琴认为：“一份简单的《目录》背后，凸显的是非常宏大的问题。十几年的西部开发，经历了一个‘爆发期’，‘爆发期’后，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势必要拉开”。​
　　西部地区拉开产业调整的基础，在于其数量庞大但被长期忽略的新型能源储备。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中国陆地每年接受的太阳辐射能相当于24000亿TCE（1吨标准煤当量），若以1%的陆地面积、20%的转换效率算，一年可提供的能量就达48亿TCE；而我国10m高度层的风能总储量为32亿千瓦，实际可开发为2.53亿千瓦。
　　​2014年9月，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在中国西北建设可再生能源基地的“装机容量可达3000万千瓦”，为世界第一。
　　​西部产业结构调整，还缘于现存的突出问题。魏后凯分析认为：“西部开发实施14年，一直以能源污染换取高速增长，单位GDP的能耗过高，加之产业发展未能形成合理层次，导致西部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困问题加剧。”
　　​此外，《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了解到，就全局战略而言，西部地区传统产业调整，在“十二五”与“十三五”的承接时期推进，具有其特殊意义：​首先，中国为煤炭消费依赖第一大国，能源结构占比达67.5%。不仅煤炭西移与东部需求矛盾突出，集中于西部地区的煤化工产业，更面临着环保污染、缺水严重、产能过剩等多重困境。​
　　其次，“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业发展“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优化”，需要以“清洁、低碳战略性新型产业”逐步替代“高耗能、重污染企业”。​
　　《目录》发布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十分显著。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仅一个月，西部地区新增新能源项目签署便多达50余例。​
　　与此同时，姚慧琴分析认为，因原有西部开发的布局和倾斜，在传统产业的调整和升级上，在资金和技术上具有相对优势的四川、重庆、陕西等省市，步伐会迈得快一些，而相对落后的新疆、内蒙、甘肃等地区，则更需一个以煤炭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退出、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进入的碰撞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