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理企业债券发行的5号窗口，工作人员说，“除了接收材料外，每周一和周二会和券商、企业做一次两小时左右的当面沟通，当面了解企业财务基本情况，并做充分论证”，政务大厅内，专门安排了两间会谈室便于会谈。林念修说，“企业债的业务很多，以前在发改委办公室人多，很挤的，现在这里环境好多了”。
政务大厅内还单设了一间视频会议室，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联络其他部委以及地方发改委。这些来自8部委的官员们在现场议论说，“这个做法是取自民间。连海底捞都是两地边涮火锅，边视频聊天了，我们有时候却连开会都开不了。”这个最初以计划委命名的中国最具权势部委，如今准备学习采用最新鲜的方式开会。
通过政务大厅，国家发改委为审批时间设定了法定时限，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说，“除去评估咨询时间，我们所有行政审批要求在20天内完成”。这在过去简直不敢想象。长江证券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表示，为企业发债跑了很多次国家发改委，但从不知道发改委的审批是有时间限制的。
此前，这位分析师向国家发改委递交企业债审批材料的地方也很独特，那是一家离发改委不远的一个毫不起眼的饭店。
四、现在，这个强势部委似乎坚定了态度要革自己的命。在新设立的政务大厅左面墙上挂着三行醒目的红色大字——“阳光审批、政务公开、主动服务”。工作人员强调说，这是原创的，经国家发改委党组审定的口号。它是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宣言。
但国家发改委仍然不满意。林念修说，“我们大厅里缺一些展示发改委文化的东西，我们要把品牌打出来。清华有清华的校训，复旦有复旦的校训，发改委的文化是什么?我们正在总结。”这个文化的确不太好总结，因为长期以来，这个部委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太根深蒂固了，要打碎它并不是提出一个标语口号那么简单的事。
曾经，国家发改委门前车水马龙，人流涌动，时常可以看到官员或企业模样的人夹着一沓沓材料在传达室门口等待，也不时会看到聚集在一起要求向领导“反映问题”的民众。
类似景象在2009年-2012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期间达到高峰。2012年5月24日，广东湛江市市长王中丙为这个大院的权力文化提供了最生动的标记：当他走出这个大院时，抑制不住激动地在38号院门口亲吻一份等待了34年的批文。这种景象被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自己简称为“跑部钱进”，他说，“发改委要做的改变，就是要解决这种现象。”
这座大院里曾经的权力文化，让外界抱怨不已，人们形容国家发改委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里曾经滋生了诸多让人厌恶的官僚和僵硬作风，也催生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贪腐大案。
12月9日，江苏省镇江新区航空航天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顾珣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崭新的政务大厅，不过，也是众多到国家发改委报到的“跑部者”之一。对他而言，为拿到项目的审批，反复进京是常有的事。他说，“以前，你去找他，他不一定能够在那个时间有空给你核对，可能跟你打个招呼，你先放我这儿，抽空的时候来核对，决定是受理、退回，还是补材料”。
尽管现在不用担心受理时间了，当天，在政务大厅内等了一个小时的顾珣还是跟工作人员提了新的意见，“因为报了很多项目核准的材料，但是工作人员要当着面录入，录入时间很长的，他们一个材料要出具一个收件证明给我。其实一个个核对一下打钩不就行了?还要让人在这里等你录入”。
这个任务繁重、职责庞大的机构总会迎来各类指责，不过，这一次它没有推诿，政务大厅工作人员耐心地听取意见，并表示会努力改善。
五、林念修进一步向中央督导组解释政务大厅的功能说，“第一，我们方便审批，公开透明，第二，要从大数据里找规律。这是个好的开端，我们希望了解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让我们工作能更有针对性”。
在国家发改委系统内人士看来，是反腐和改革的双重压力，加上国家发改委新领导的工作作风共同推进了政务大厅的设立。
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对经济观察报说，设立政务大厅是大势所趋，而且很多地方都搞政务大厅，把政府所有审批权限都集中在一个窗口统一办理，有利于提高效率。以前可能觉得无所谓，要不要大厅，反正他寄过来送过来都一样，没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三中全会提了改革的要求，设立市场权力清单，各部门按照国务院分工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把手里的审批流程向外公布，这也都是必然要求。
国家发改委对自身变革的期待，不仅仅是设立一个政务大厅。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曾表示，要随着政务服务大厅的运行，实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地方发展改革委的联网，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他期待与地方发展改革委多互动，多听取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大厅功能，便于更好地联网，上下沟通，上下联动，搞好审批制度改革，搞好事中、事后监管。
这个机构自1952年成立，当时名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此后历经多次机构改革，最终演变成今天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这个机构的历史上，先后经历了李富春、余秋里、姚依林、宋平、邹家华、马凯等中国经济领域里深负经济管理才干和思想的政治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是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自身命运和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一样充满沉浮变迁，他们大多充满了改革的冲动和渴望，推动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启动了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大规模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核心是重划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企业和市场做主，政府加速从具体经济事务中抽离。同时，决策层对待经济增长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粗放型的高增长模式成为过去，新常态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事实。
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称，中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这些深刻发生的变化要求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也要发生变化。那些带有计划性质政策安排或干预将会逐步弱化，一股新型的市场力量需要再次崛起。
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幕景下，随着新一轮大规模改革的推进，国家发改委迫切需要再完成一次自身的变革。其实，这个贯穿了中国62年历史经济体制进化史的政府机构，对变革并不陌生。
吴亚平说，转变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更多重视前期审批，到更加重视事中事后的监管，这次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三中全会的改革要求。同时，发改委需要强化宏观调控职能，这也是国务院赋予发改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吴亚平看来，完成这些转变的标准是，发改委的权力清单是否很透明，权力范围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监督，另外是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是否有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如果做到这三条就是一个很好的服务型政府。
一眼看上去，政务大厅显得公开透明，服务热情。每位走进政务大厅的人都将得到微笑引导，手续办理完成后，工作人员还会主动询问意见。这些被派任到政务大厅的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在今年11月份经过了为期两周的上岗培训，以便适应法规、程序以及服务礼仪。
这个大厅里充满了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和工作气氛，这让它与它所在的这幢拥有几十年历史的砖灰色建筑形成了对比。它像是一个镶嵌在堡垒上的崭新的窗口，里面是曾经的“小国务院”，外面是一个正在孕育着财富生机的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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