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规划与市场怎么协调?
我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电网公司在电力系统中的统筹规划作用，当然，并不是让电网公司包办整个规划，而是让它发挥政府、发电公司、咨询机构、规划设计院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电网公司的自身优势在于，它着眼于整个电力系统，一边连接着众多不同电压等级下的用户负荷中心，另一边各种电源都接入电网，水、火、核、风、光、储能等。因此，电网公司能站在中间的位置，对整个电力系统进行优化。
同时，电网公司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有专业的人才和大数据，可以做整体的电力系统规划方案给政府。电网公司可以通过智能电表来收集众多的数据，如用户用电多少年、用电支出、用电负荷特性、每天用电时间长短、用电的高峰低谷曲线等，从而通过改变用户的负荷曲线来节能减排、降低成本。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管住中间，把电网公司管好、定位好。未来要把电网公司定位成公用事业;而不是一个盈利性机构，政府就能把一些规划职能授权给电网公司，让其发挥自身的优势。有很多人担心，电网会借此放入自己的利益来抢夺发电或者用户的利益。但是这里有个前提是，把电网公司定位成公用事业，必须要有政府授权，这样一来让电网公司没有了自己的利益。
记者：业界部分专家担心9号文是否能很好地执行，您认为中发9号文该如何真正落地呢?
曾鸣：我个人认为9号文比5号文要乐观。我2001年参加了5号文的起草，方案里还有没达成共识的地方。
其次，5号文下发没有多久，内外部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严重缺电、节能减排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但是5号文里面并没有说节能减排该怎么做，这非常不利于5号文的操作。而9号文起草时对5号文下发后这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充分听取了专家学者、企业的意见，所以我认为，9号文有相当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落实。
其实对于9号文的一些目标，有些地方很矛盾，我也担心有些方面可能无法往前推。比如放开两头里面，目前比较想做且可以做的，就是电力用户直接交易。但是我担心一种情况的出现，就是电力用户直接交易导致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
另一个问题在于，我认为中国的售电侧不是一个投资者能够盈利的领域。虽然售电可以竞争，但是保底供电服务在中国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售电的公用事业特征很强，所以政府在对售电侧市场制定规则的时候就必须严格监管，让他们承担必要的义务和责任。不可能将可获利的部分都拿出去竞争，获利能力低的居民、农管、农村等用电，全留给两个电网公司。那么这部分国有资产如何保值增值呢?
记者：一般来说，电改必须跟国情相结合，您觉得哪一些特有的国情是值得决策者注意的呢?
曾鸣：学习和借鉴国外电改经验是必须的，因为学习国外成功的经验，总结国外已有的教训，可以少交学费。
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由于电力体制改革和本国国情密切相关，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各国的电改经验都是依据各国自身的国情进行改革的，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应当谨慎借鉴国外私有化得来的经验，这是在借鉴上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值得决策者注意的特有的国情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能源和电力是否应当私有化，在中国这是政治问题，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的国家，一定是区别于国外的私有化。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国外的私有化就是电力体制改革，或者说电力放松管制、市场自由化和电力产权私有化相伴而生，甚至是由于私有化，才进行市场化。
可是我们国家不可能私有化，公有制的企业与私有制的企业相比，在监管的对象、模式、形势、方法、规则上都不一样。在中国监管的对象是央企、国企，怎么能照搬一个专门监管私企的监管模式呢?
对于中国国情的错判，原本是以公有制为主的中国，却照搬了一个私有制的监管方式，这就造成了5号文为什么实行不下去。
第二，中国的资源分布和负荷中心的分布情况。中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而且能源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负荷中心却在东部。正是因为要充分考虑中国的这些具体特征，跟国际上的有很大区别，所以现在要求电力系统的整体优化。
记者：在未来一段时间，怎么样才能解决交叉补贴的问题呢?
曾鸣：交叉补贴在电力这个特殊商品中，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只是现在要建立电力市场，交叉补贴就成了一个障碍。
如果不能逐步解决交叉补贴问题，售电市场很难做到有效的竞争。因为市场承担了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场中的价格部分扭曲，而扭曲的价格肯定产生不了高效率的市场。
要解决交叉补贴的问题，但是交叉补贴又不可以立刻取消，现在能做的是改变交叉补贴的方式，核定出真正的交叉补贴费用。这就将交叉补贴放在明处，暗补变明补，便于接受监管。通过改变交叉补贴的方式，逐步减少补贴规模。最后一定要让用户明白，电力市场化后，再也不能享受过多的交叉补贴了，至少要让企业能收回供电的成本，而且不能总让政府长期补贴部分用户的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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