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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权杖交给同行16年的老战友Svend Sigaard。后者仅执掌帅印两年，于2005年正式离职。
尽管Sigaard否认离职是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维斯塔斯全球市场份额比前一年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
不过，幸运的是，离职让Sigaard避开了维斯塔斯的中国“滑铁卢”。
中国“滑铁卢”
维斯塔斯2005年财报对中国市场充满乐观。
在财报中，这家风电巨头特别提到当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中国政府声称，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要占总发电量的10%。”
这是Engel上任后的第一个财年。在这位初入风电行业就坐上头把交椅的新掌门人眼里，世界形势一片大好。
两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导致第三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推动可再生能源快步走上历史舞台。
在石油危机的阴霾下，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被赋予新的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承受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压力。一场能源变革席卷全球。
风口之上，Engel喊出“风能、石油和天然气”的口号，他希望风能成为与石油、天然气并肩的主流能源。
与此同时，作为当时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中国希望在清洁能源革命中抢占先机，《可再生能源法》应运而生。
但维斯塔斯在2005年财报中隐去了一条关键信息。当时，中国政府还出台另一项政策，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
嗅觉灵敏的资本疯狂涌入这个新兴行业。尉文渊、韩俊良、张雷、张传卫等未来风电行业风云人物纷纷加入战局。
早期中国风电市场疯狂而野蛮。不仅是维斯塔斯，中国本土头号选手金风科技也遭遇“闪电”袭击，挑战者来自华锐风电创始人韩俊良。
彼时，中国主流机型是750KW。韩俊良却毅然从德国Furlander公司引进1.5MW机组生产技术，主攻兆瓦级风电市场。
韩俊良把中国风电市场拖进大风机时代，但维斯塔斯还在力推850KW的小机组。事实证明，利润空间更大的兆瓦级风机，更符合下游中国五大风电集团的胃口。
“维斯塔斯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市场销售其已在欧洲市场上淘汰了的产品，这是一种低估市场及其竞争对手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同行就已表达不满。
但Engel不承认在中国战略上的失误。
直到他离职前的2012年，维斯塔斯关停了设立仅四年的呼和浩特工厂，两款千瓦级机组同时停产。
等维斯塔斯准备重回舞台中央时，中国市场早已被瓜分。
当面对董事会时，中国的政策壁垒或许为Engel提供充足的辩解理由。但面对中国本土公司削骨般的价格战时，“大象”维斯塔斯毫无招架之力。
掀起风机价格战的正是韩俊良。
2008年6月，甘肃酒泉380万千瓦风机项目开标，华锐风电凭借低价拿下180万千瓦的订单。这样大份额的订单在此后多次特许权招标中屡屡上演。
价格战中，维斯塔斯等外资巨头仍坚守技术和质量取胜的竞争之道，但中国市场更崇尚性价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