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新一轮风暴，一定是管理

　　互联网的第一轮风暴是电商，毕竟电商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互联网的第二轮风暴一定是管理，颠覆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通过对管理的颠覆，颠覆实业；通过对实业的颠覆，再次影响电商。
　　管理体系的改变，意味着目前经济生活的主体被彻底改变。
　　虽然互联网已经深深影响了生活，但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正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们正在从工业文明社会走向信息文明社会。其差距与鸿沟，就像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异与鸿沟一样。
　　作为农业文明顶峰的中国，曾经因为在工业文明面前的落后，有长达百年的挨打、屈辱和更长时间的追赶。同样，在信息文明面前的落后，也是要挨打的。
　　颠覆逻辑：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
　　互联网和电商现在有一股庸俗化的趋势：互联网等于电商，电商等于淘宝，淘宝等于低价。
　　对互联网的很多误解，对电商的批评，都源于上述简化理解。互联网时代刚刚展开，一两种成功的互联网现象，很容易被简化为互联网的全部。
　　我们先看看工业文明时代的颠覆逻辑。工业文明崛起时，无论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首先影响的都是实业，然后才影响商业。
　　因为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大规模生产又需要相应的管理体系，所以现代管理应运而生。因为产品的丰富和城市的发展，现代商业格局才成为可能。所以它的逻辑是先实业，后商业。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文明崛起时，首先影响的是商业，然后才是实业。互联网首先是信息传递工具，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天然工具，而商业恰恰源于信息不对称。因此，互联网对商业的影响巨大，甚至是颠覆性的。互联网对商业的颠覆反过来又挤压了实业，在一定阶段影响了实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需要产业升级的时刻，电商却拉低了价格，出现了“屌丝逆袭”。因此，互联网和电商的价值被严重误解了。
　　信息文明时代，需要一场新型的管理革命为这个时代的正向价值证明。
　　新型实业的基本构件
　　马云与王健林，雷军与董明珠，他们并不适合做对赌的对立面。他们不是颠覆与被颠覆的对象，马云和雷军以电商取胜，王健林和董明珠是做传统实业的。
　　海尔张瑞敏的“小微主”，韩都衣舍的“三人团”，红领的“C2M模式”，这些才是王健林和董明珠的革命者。一个是信息文明时代的新型制造，一个是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制造的产物。
　　我把这个时代称为信息文明时代，就像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创造的时代是工业文明时代一样。信息文明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技术不是互联网，而是基于微电子技术的IT。
　　进入信息文明时代，新型实业的基本构件已经与典型的工业文明时代不一样了。
　　第一，跨界技术的出现。IT（微电子技术）不再是一个行业的技术，而是能够跨界并与其他行业技术融合的技术。其他领域的产品将随着IT技术的渗透而发生改变。颠覆发生在行业之外，没有这样的跨界技术是不可能的。
　　第二，世界经济的模块化。工业文明达到顶峰，世界经济模块化了。比如，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硅谷是研发中心，伦敦是设计中心，印度是呼叫中心，纽约是营销中心。世界经济的模块化，一个模块可以独立生存，没有任何模块但能够整合也可以生存。
　　第三，各类创新门槛的降低。过去，创新是门槛很高的活动。虽然小创业的创新比例很高，但真正商业化几乎是大企业的专利。现在，个体或小微组织创新经常比大企业更有爆发性，更有颠覆性。
　　第四，企业成长模式发生了变化。工业文明时代的行业格局形成以后，颠覆者极其困难。现在，金融与创新的结合，风投介入创新，企业能够以指数级数发展，不再需要滚动发展。
　　管理的颠覆
　　几乎在每个管理的要素上，信息文明时代的管理都与工业文明时代的管理形成了反差。
　　分工VS跨界
　　现代“经营管理之父”法约尔把“专业分工”作为“管理十四原则”之首。分工提升效率，是现代管理的基石之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从分工开篇的。
　　专业分工的结果，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微小细分，细分后很难还原整体。现代管理的KPI考核之所以那么重要，就是专业分工的结果。
　　信息时代的小微主和创客则不同，他们通常是跨界的。比如，韩都衣舍的“三人团”，几乎就是一个传统的服装企业，每个人都是跨界的。在信息文明时代，既需要有专业分工，又需要有跨界。如果没有横跨多个专业，可能很难生存。
　　大组织VS小微组织
　　把更多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规模经济，这几乎是现代组织的基本特征。不论何种组织形式，都有官僚组织（层级组织）的特征存在。
　　2014年，海尔辞退了约1万名中层管理人员，把组织改造为“平台+小微主”，小微主又分为转型小微和创客小微。小微主是独立核算的创业者，创客是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