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能源改革，需要更多勇气”

    张国宝：技术已经研发出来。我国不靠别人的技术而真正自主研发出来的只有少数几个，特高压算一个。前苏联是发展过一个1140千伏的项目，但由于政治解体、经济下滑的原因废止了。当时他们的技术现在看起来非常老化，开关都是用机械式的开关，现在开关都是六氟化硫开关。我们的特高压技术已经被国际电力联盟吸纳为国际标准，巴西甚至俄罗斯、美国已开始与我国洽商建设特高压输电线路。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建设了±800千伏直流线路。一条是云广直流（西起云南楚州市，东至广东广州市），一条是向上直流（西起四川向家坝，东至上海奉贤），都运行得很好。在世博会之前，我带巴西能源部部长去看过向上直流项目，他原来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个技术，参观后他改变了观点。过去巴西想用±600千伏，他回去以后，巴西也准备要建从美山水电站到里约热内卢的±800千伏直流。
    特高压交流项目也有两条，一条是晋东南到荆门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另一条是发改委刚刚批准的，皖电东送1000千伏淮南到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项目。
    第一条线路目前的运送能力是240万千瓦。所以反对特高压的就抓住这一点质问：1000千伏交流应该送500万千瓦，怎么就送了240万千瓦？
    实际上发改委批文批的只是第一期工程，文件中明确是输送250万千瓦左右，主要是为了考验设备有没有问题，只上了一半的变压器，一期没有问题以后才上了第二期变压器，今年11月份就可以建成，具备送500万千瓦的能力。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难题
    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
    《21世纪》：目前，广受争议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怎么提出来的？
    张国宝：去年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时，我是起草小组成员，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要不要有个指标，到“十二五”末我们能源生产多少，消费多少？
    但是并未讨论出结果，为什么得不出结论？道理非常简单。到“十一五”末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32.5亿吨，在“十一五”期间增加了8亿吨。如果“十二五”同比增长，就达到40亿吨。但是现在我们的煤炭产量已经占了全世界46%，再加8亿吨，那么全世界一半的煤都在中国。这样，中国减排的压力就更大了。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能源消费“门槛”的动议。但是，实际的经济发展和人对能源消耗的需求，仅靠一个指标也是难于控制的。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难于确定一个能源消费总量。
    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比如福岛核电站危机，中东、北非乱局，南方电荒，能源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能源总量控制指标”的说法又被提出。但具体是38亿还是40亿，还待进一步讨论。
    《21世纪》：设置总量目标，能达到政策预期吗？
    张国宝：不管目标最后定在多少，但如何控制住是难题。如果控制不住，只不过出了一个数字而已，这种数字是导向型的，还是约束性的？
    实际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总量控制目标，但结果是总量的“天花板”早突破了，没有控制住。现在试图分解到各个省，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突破了怎么办？就算将这个目标定为约束性指标，有什么手段约束得住？都值得研究。
    《21世纪》：有很多专家说，与其对能源消费进行控制，不如施行资源税改革，通过提高资源的价格这种经济手段来控制能源消费的增长更为有效。
    张国宝：资源税也不能完成达成控制消费的目的。资源税改革的效果，第一是增加资源生产省的税收，第二把能源价格抬高。能源价格提高后，能不能把价格顺出去？如果不让顺出去，又会产生煤电矛盾。如果顺出去，最后又传导到价格上，通胀的问题怎么控制？
    改良还是改革？任凭后人评说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去做，包括微观和宏观层面。
    《21世纪》：您在能源局任期内，有哪些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张国宝：我在卸任的时候讲过，我们在人类历史长河当中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以后还有很多事情有待去做。包括微观和宏观层面，比如，微观一点的事，新能源规划我在任时制定好了，但没有批，还需要完善。更宏观的方面是能源体制和能源定价机制改革。
    《21世纪》：当时，很多人对能源局的第一期望就是进行能源价格和体制改革。
    张国宝：我已经多次讲过，能源价格的职责不在能源局，而在物价部门，而体制改革，在发改委体改司。能源局在价格和体制方面，只是发表意见，不是决定机构。价格肯定是要改的，阻力也会很大。
    比如某地方原来的水电价格是一毛五，远远低于火电价格。但地方物价局表示，不能水火同价，说这会拉动当地的物价上涨。
    实际上这些都是表面的理由，如何平衡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的利益？如何体现清洁能源的价值？这些才需要我们深层次的思考。
    《21世纪》：外界评价您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改良，一个是改革，您觉得自己是改良还是改革？
    张国宝：那就任凭后人评说吧。改革，不是我这个层面所能改得了的。我要说一下，“改良”这个词源于一个媒体报道我在能源工作会上讲我是改良派，以后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我根本没讲过这样的话，能源工作会上有那么多人在场，也不乏录音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我是改革的实践者、亲历者。在国务院领导和发改委领导下，我是民航、通讯、电力三个改革的具体起草人。
    《21世纪》：在一个部门做事情，领导还是要有一些改革精神的吧。
    张国宝：我同意你的观点，尤其在各种政府部门分割的情况下，改革是要有点精神，要有勇气的。
    我在任上努力去做了，比如说上大压小，国家要求我压5000万千瓦，我都压了7600万千瓦了。还有农网改造，最后一期是我在卸任之前办的。本来我快要卸任，那天正好任命宣布晚了，所以还是我去汇报的农网二期改造，国务院批准把农村电网再普遍改造一遍，我为办了这件事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