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关于中国的问题，总体来说，中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速，去年增速达到7.4%。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周期性波动。典型的是居民住房市场。中国很大，城市很多，各个城市的房市表现可能会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供给过剩，有些城市需求过高。但是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周期性的调整。对央行而言，我们大体上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稳定，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全国范围内都较为严重的问题。
对于资产市场，我觉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可能会对国内市场造成影响。市场参与者可能很紧张地密切关注着中国石油企业，以及与大宗商品相关的中国企业，如钢厂。我认为市场参与者的普遍感觉是：他们对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有时会反应过度，所以可能会放大市场波动性。但总体上，我觉得(资产市场)还是稳定的，中国股市…(被主持人插问打断)
主持人：如果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央行是否会有专门针对房市的政策?
周小川：你知道，一般来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总体指标良好，央行很难去制定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包括贷款价值比率(loan-to-value ratio)，还包括一些棚户区改造的特别政府项目。能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我们至少尝试采取一些逆周期的政策、使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主持人：再说股市，你不担心你的一些政策会将资金推向股市，从而带来股市泡沫吗?
周小川：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中国央行试图保持相对稳定的货币供给——不向经济体注入过多的流动性。但是经济的状况——有时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状况——时有变化，所以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也时有变化。因此央行时而吸出流动性，时而注入流动性。毫无疑问，这会对资产市场——包括股市——产生影响。但是我认为股市参与者还是应该以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为主。
主持人：什么是2015年最大风险因素?
周小川：我认为对于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来说，较低的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是一个积极因素，有利于达到相对更高的GDP增速，创造相对更多的就业。当然，我们希望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是可持续的。
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的结论)则是完全不同的。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大宗商品以及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市场参与者面对的，都很不一样。
主持人：中国与海外市场是隔离的吗?
周小川：10-15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那时的中国从某种意义来说的确是和外界隔绝的。但是现在，我认为中国已经与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去年沪港通将上交所和港交所联通后。中国其他很多方面的发展——包括货币市场、银行间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的，也让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
记者：可否谈谈低油价在未来15-20年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低油价是否会帮中国实现7%的增速目标?
周小川：中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大国，因此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降对维持增长率和创造就业等货币政策目标(mandates)的实现是有好处的。
然而，中国正处在能源结构的改革转换期，要求加大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我们稍有担心的是价格信号对新型能源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的激励，从而令对非化石能源的投资速度放慢。所以，我们希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一个更合理、更可持续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否则，(价格)波动性就会释放令人们困惑、矛盾的信号，进而造成这方面投资的波动性。
三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会讨论GDP增速、通胀以及其他一些目标。央行有信心地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是非常稳定的，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速。同时，我们更加强调结构性改革。总体而言我仍然很乐观。
记者：市场普遍认为瑞士央行(在取消对瑞士法郎干预前)事前完全不沟通的做法不好(造成了外汇市场的动荡)，但是也有人认为，一旦瑞士央行提前沟通了，市场很可能就会像2013年夏天让美联储那样，让瑞士央行无法推出这一政策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过去一段时间也采取较为“勉强”的沟通方式，有时是等媒体或市场捅出消息再承认政策转变。中国央行如此，是否也是基于与瑞士央行上述类似的考虑?
周小川：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央行，对(与市场)沟通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举例来说，那些已经进入零下限(zero lower bound)的经济体，已经没有宽松的空间，或是降低利率，这时确实需要口头的沟通，试图借助所谓的“语言指引”(voice guidance)。在这种情况下，对与市场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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