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定寰：行走能源路

　　通过农村接触可再生能源
　　真正令石定寰感到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大有可为的一个事件，是联合国新能源全球大会。
　　自1973 年石油价格开始上涨起（第一次石油危机），能源问题便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国家提出应着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作为未来长远发展的替代能源。为了推进该领域发展，1981 年8 月10 日至21 日，联合国主持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研究能源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召开新能源全球大会。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武衡带队参加大会，并发表了宣言。此次大会掀起了世界第一次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高潮。
　　事实上，我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利用，最初是从农村、牧场等不便通电、缺乏矿石能源的地区兴起的。
　　“我们在能源政策研究里，专门有一章节研究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农村能源发展。城市能源主要是商品能源，但当时广大农村缺少商品能源供应，农民的能源都是靠秸秆。当时无电农村人口上千万，无电户占人口比例很高。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是一项重要任务。当时我们　　起步研究新能源发展政策。”石定寰在谈到自己最初接触可再生能源的经历时说。他和同事们曾组织了很多部门到河南周口考察农村用能问题，之后，进一步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逐步促进农村能源建设。并提出在农委中设立农村能源局，加强农村能源工作。此项建议得到时任农委主任万里的批准，并最终建立了农村能源局，推动了农村能源建设。
　　在能源研究会1979 年至1981 年间的能源政策研究基础上，石定寰等人向中央提出了中国能源政策13 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大力发展和解决农村能源、边远地区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后来国务院专门建立了农村能源和新能源领导小组，并提出了“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时效” 4 句话。
　　“根据不同地区资源条件，发展多种形式能源。一种能源不能解决当地能源问题，风、光等多能互补解决。生物质能除了产生沼气、发电之外，还可以作为炊事用，沼渣作为农村有机肥料。要讲究效率，取得好的效益。开始国家有一些政策补贴，长远来讲，需要有效益。”在谈到这“四句话”时，石定寰解释道，“我们对农村能源提出了‘远近结合’的方针，远有前景，近有实效。既看到长远前景，做长期的研究工作，更要立足当前，注重时效。”
　　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国现实国力，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发展目标，并开展了一系列有利于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工作。其中包括在农村建立示范项目、示范村、示范大队等。我国也很重视国际合作，陆续与发达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例如1979 年与德国签订合作协议，第一批合作项目就是能源合作项目，在北京大兴建立了一个新能源示范村。通过国家科委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新能源示范村成功建成。这个项目从德国引进了很多技术，例如真空管热水器、沼气、小型风电机组、太阳房技术等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成立了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北太所）主要负责此项目，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建立了自主的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引导新能源最初的科研
在世界博览会的历史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并屡被提及的，除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便是1982 年5 月1 日至10 月31 日的美国田纳西世博会。那次以“能源——世界的原动力”为口号的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参加的世博会。由于中国的参展，来自各国的参观人士排了很长队，除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向往外，“人们也很关心世界能源怎样向未来新能源时代发展。我们送去了最早的新能源产品，我记得送展的是太阳能龙船，有中国民族特色，动力采用了太阳能。另外还有农村使用的太阳灶，在沼气、小水电方面的技术应用。”石定寰对那次大会记忆犹新。
　　除参加世博会外，那两年石定寰还组织了水利、太阳能方面的专家, 与国家科委的林汉雄局长一同去西藏进行了考察，目的是了解当地的地热利用。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西藏的自然生态。由于西藏既没有大规模煤矿，也没有石油、天然气，富饶的是地热、太阳能。“考察归来后，林汉雄局长提议，给胡耀邦写了建议，提出在西藏发展水电、地热、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想法。”
　　1983 年， 国家科委第一次制定、实施“六五”计划时，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开发纳入国家攻关计划。“六五”攻关计划是中国第一个科技攻关计划, 自1983 年开始切实执行，实际运作时间只有3 年。
　　如今来看，当时我国新能源的产业规模非常小。光伏方面，只有开封、宁波和昆明等地有两三家很小的企业，生产规模都不到1 兆瓦。风力发电也是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六五科技攻关安排的是围绕内蒙古所需风力发电。当时时间、技术有限，缺少人才，攻关的是几十瓦的微小型风电机组。我们组织了很多大型企业，包括军工企业参加攻关，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是我国最早开始的攻关项目。”石定寰说。在生物质能方面，主要是农村小型户用沼气逐渐形成了商品化、产业化的生产。
　　“六五”期间我国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安排的资金只有300 万元。也正是这300万，启动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最初的研究工作。
　　“不过，“七五”期间经费就明显增加，达到了上千万。“七五”到“九五”期间，国家在新能源方面投入了近1 亿元资金，做新能源
的单位也明显增加了。其中“七五”期间做的规划较为成功。成功之处在于不但进行了规划，还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石定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