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源体制机制上来说,无论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大都对能源领域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对煤、电、油、运管得过多过死,导致能源供应长期短缺,利用效率低下。1993年国家放开部分行业和地区煤炭价格,提高了市场调节比重,激励了煤炭产量增长。2002年,在电力行业实行厂网分开,引入竞争机制,之后每年发电装机以1亿千瓦的速度增加。这些实践表明,能源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供给增加、效率提高。未来应当坚持能源市场化改革方向,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做到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由契约规范交易活动。
而能源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划分竞争性业务和非竞争性业务。能源领域中的一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但并不等于这个行业中的所有业务都应当一体化经营,通过竞争提高效率的规律在这些行业同样适用。改革应当将这些行业中的竞争性业务与非竞争性业务分开。竞争性领域完全放给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和多元投资主体,扩大对外开放,由供求关系形成价格。对于非竞争性业务要实行公平接入、提高普遍服务水平,加强政府对其经营业务、效率、成本和收入情况的监管。改革的另一重点应当是改进政府管理,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当切实履行宏观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从能源安全层面上来说,应该加强我国的能源自我供给及能源危机应对能力。煤炭运输要在长期依靠“西煤东运”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北煤南运”通道,优化煤炭运力配置。电力输送应着眼于现代电网体系建设,包括完善区域主干电网,建设智能电网,加强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以及远距离直流输电线路等。同时,应当推广分布式能源,配套发展便于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智能电网和微电网。
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同样离不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在能源合作上,我们应当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准确把握合作机遇,在开放的格局中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我们应当加强同能源输出国、过境国的双边能源外交,提高政治互信和保障程度。同时要着眼长远,积极推动和参与全球能源市场治理。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G20成为今后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未来能源峰会上提出,在G20框架下建立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这是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首个事关全球治理的倡议,在国际社会得到了良好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