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叠加有可能断送战略机遇。高技术壁垒、高设立成本、高转市场风险叠加,严重地阻滞了技术、能力和资源处于相对劣势的我国某些产业的启动、转型和发展。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结构有待优化。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科技及创新政策的全面梳理与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产业政策主要作用于创新的供给侧,对需求侧的激励政策非常缺少。由于支持需求政策的缺失,造成了我国太阳能、风电、LED等产业的销售市场出口依赖。更为严重的是,出口的产品只能作为部件供应,因而也丧失了企业应用系统的创新能力,反过来当我国自己开始使用时又再次形成了对外来系统的技术依赖。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在原创性、核心技术上有所作为。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前已经形成产业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关注下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在下一代产业的原创性、核心技术上有所作为。我们同时面临资源有限和新兴产业前期技术轨道不确定的难题,因此,对于技术战略的选择要十分慎重,既要把握在主轨道竞争中争取突破,也不放弃在分支轨道上寻求机会,在新兴技术的萌芽期、新兴产业下一代分支轨道的竞争期,在加强政府资金资助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企业投入,进行多样化探索,以求从中培育脱颖而出者。
关注产业重大技术及标准,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缺位的问题。在已经初步形成产业规模的产业,要有效弥补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缺位问题,重视在国际技术标准竞争中的话语权。可以考虑建立由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牵头的“国家级共性技术研发中心”,整合举国之力,突破一些重大的共性技术或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实质性推进“国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由中央、地方、企业及民间资本联合投资,采取会员制运作,共担风险、共享成果。
加强 “创新链”的协同发展。市场(用户)需求直接影响终端产品的生产,也逐级将需求传导至中、上游环节。为支持我国新一代主导产业的发展,应当强化政府引导,重视需求政策,挖掘国内市场需求,积极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优先采用本国上游产品(设备等),率先形成应用系统,推进新兴产业产品规模应用。可通过不断扩展“十城千辆”“十城万盏”“金太阳”等示范应用项目的范围,加快建立政府补贴和重大建设项目工程采购制度,促进首台(套)自主装备使用政策的落实,率先创造和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促进产品和应用系统成熟,形成国际竞争力。
跳出“中国制造”路径依赖。一是转变观念,制定战略: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到企业都要加强对“中国制造”路径依赖副作用的认识,增强危机感;制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战略,指导和鼓励企业、特别是行业龙头企业制定创新发展战略;强化机会意识,制定应对方略。二是推进制度创新,营造长效机制:要改变企业短期化行为,根本的是要推进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增强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出台针对技术创新中各类创新要素利益分配的原则;完善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和技术创新财政补贴制度;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保护创新者的利益,给企业创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培育技术创新长效机制。
加强技术预警,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主动应对后发优势逆转。要主动应对技术轨道的跃迁,就必须对未来科学和技术进行前瞻性研究。技术预测的时间跨度应该是长期的,可能为5—30年,通常为10—15年。通过技术预测,为产业技术升级和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指导性的技术信息。同时,在开放创新中发展自主创新能力。一要广泛开展研究开发合作,利用中国市场“筹码”,与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外企业、研发机构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以有效地化解壁垒。二要大力发展技术并购。与此同时,加强消化吸收和整合,学习和建设兼容不同文化的整合能力。三要积极引进人才。有些企业不拘一格地引进领军型、骨干型及特长型的各类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四要积极培育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早期的行业研发合作、战略联盟,增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产业联盟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开展集成创新,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环节,明确技术创新路径,优势互补、系统集成、分工合作、统筹推进创新活动。
突破“三高”叠加。一是突破“高技术壁垒”,包括低端技术或低端市场的“颠覆性创新”;举国之力、高举高打、自主研发、重点跨越;积极利用中国作为最大、最重要市场的“资源杠杆”,通过国际技术合作降低技术壁垒。二是突破“高资金投入”,建立“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扶持、合理监管;进行融资创新,积极引入风险投资、民间资本,强化资本市场对鼓励创新的积极作用;支持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在信贷政策、技术及设备进出口的税收补贴政策、企业研发贷款贴息及税收减免等方面平等对待。三是应对“高市场风险”,加强产业上下游的协调互动,加强促进市场应用的政策支持,加快市场拓展,使我国拥有的最大市场成为平抑市场波动的有力杠杆;建立高市场风险产业共同基金,在市场低迷期予以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