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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体而言，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程度并不十分严重。估测结果显示，一是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盈利增速的走势基本一致；二是2013以来，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8%-79%，显示产能整体过剩，但并不十分严重。
就结构而言，我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其中，电解铝、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钢、风电设备、光伏、造船，产能利用率低于70%，电解铝、光伏两个行业可能低于60%。产能利用属于正常水平的行业有：煤炭、发电，产能利用率高于85%。产能利用状况最好的行业是汽车，目前产能利用率超过95%。中国产能过剩的总体状况是：整体情况好于市场传言，结构问题甚于整体问题。
表2、中国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2009-2012）
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在2018年之前将持续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产能去化的进程有一系列棘手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否持续扩张，产能过剩在很大长度上，是中国现行的税制，使地方政府有扩张产能，从生产和流转环节获得税收资源的冲动。地方国企需要较为剧烈的兼并重组，甚至市场退出。二是央企以持续的加杠杆不断扩张，也是产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这从表象上可以归结为央企在要素资源的获得上，在市场准入上的行政优势，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采取竞争中立的姿态。三是产能去化依赖纯粹的市场手段难以实现，例如巨型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以“废钢＋电炉＋污染”的小钢厂在基层政府的纵容下，反而可能卷土重来。淘汰落后产能需要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并举。
中国甚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能过剩，都揭示出全球创新活力的不足。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愿意投入收益丰厚和产能不足的行业，而不是相反，但在现实世界中创新匮乏使得这样的行业过于稀缺。创新的浪潮从大到小，大致可分为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创新→制度创新→经济理念创新→系统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品牌和营销创新→加工制造创新。所谓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创新，决定了创新的源泉，人类文明至今，创新源泉并不丰裕，例如古希腊罗马，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欧洲及其周边不断复制其文明自身，带来创新的传播。在此之下，衍生出制度创新，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创新。例如11届3中全会的创新性在于打破了僵化的价值观，然后才能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此后是理念创新，理念创新是在制度许可的环境下，一场真正的头脑风暴，例如基于军事需求而重发的互联网理念。在此理念下，才出现了覆盖服务器、路由器、骨干网、终端和软件等子系统和具体产品。产品创新往往先于技术创新并受制于技术创新。而加工制造环节的创新，则已处于创新的末端。在满足一定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将加工制造成本减削至极限低，是中国企业的优势创新能力。但这不足以支撑产品创新或系统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