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中国减排之路

    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还远未结束。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仍占发电能力的近70%。尽管中国计划大幅增加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重，但咨询机构IHS表示，预计2020年前中国也将新增24800万千瓦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相当于每月新建约三座燃煤电厂。
    燃煤让中国的城市乌烟瘴气。但在中国试图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之际，其它一些因素突显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水电大坝目前是中国遥遥领先的最主要可再生能源，但不可能无止境地建设下去。核电成本高昂。中国的页岩气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煤炭不仅廉价，在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经济中，煤炭也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对能源和气候政策领域的官员和顾问的采访似乎表明，中国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有共同之处。后者曾祈祷：“赐予我贞洁吧，但不是现在。”
    没错，中国希望减少排放，但它或许不想以气候科学可能要求的速度迅速减排。
    虽然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中国仍有近1亿人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币（不到400美元）的国家贫困线以下。中国应当在实现与西方可比的生活水平之前像西方那么快地减排——这种观点仍极不受欢迎。“中国不是乍得，”解振华提到的乍得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是美国、欧盟或日本。”
    他表示，这些国家的碳排放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5万美元（一些情况下甚至是3万美元）时达到顶峰，而中国的人均GDP还在6000美元左右。
    那么，中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今年9月各国首脑在联合国(UN)阐述各自的气候变化对策时，我们或许将看出一些眉目。
    按计划，此次联合国会议将重点关注国际气候谈判。此轮谈判定于在明年后期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应对碳排放的全球协议。
    中国表示，到2020年，其碳排放与GDP的比例将至少比2005年水平降低40%。比起欧盟、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提出的排放量绝对值削减，中国的目标相去甚远。
    但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最新报告的作者之一、荷兰环境评估局(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的德特勒夫•范维伦(Detlef van Vuuren)表示，中国的立场可以理解。
    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远远快于欧洲国家，“所以对我们来说，削减排放量绝对值要容易得多。”
    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排放量何时将见顶（自然或是受政策努力的影响）？
    荷兰环境评估局近期参与了一项大范围的研究，该项研究借助一系列气候-经济模型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大多数模型似乎显示，若没有更严厉的政策，排放增长将至少延续至20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