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中国：空间在哪里？方向在哪里？

    全球商业周期转换正在迫使中国经济重启因四万亿被拖延的转型进程，但往哪个方向转?如何转?却非坐而论道者可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治理产能过剩的一刀切政策之下，企业生存业已艰难，如何有能力转型?而随着新环保政策的出台，“中国制造”普遍的“三高一低”发展模式将面临更艰难的生存困境，逼迫企业自我转型纯属痴人说梦。当下企业家在成本领域的探索，包括向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产能，在全球消费模式转换导致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乃是传统模式的低水平延续，也非有效出路。
    但转型无路了吗?也不是。技术显然是个方向，于是广东等诸多地方祭起了机器人产业计划，但问题在于，装备制造的更新需要整个产业链的配合和推动，落实到装备企业层面需要在销售增长和成本消化之间平衡拿捏。然而不幸的是，自2004年以来，产能过剩行业经过10年七个回合以上的打压，以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五大行业为“罪魁祸首”，扩大到了风电、光伏、焦炭等19个行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随着产业政策进行调整，中国经济中的产业共生关系被打破，继而通过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传导机制拖累产能相对并不过剩的行业更新技术装备。
    实际上，产能过剩行业更需要技术装备的进步以提升产品品质并开拓高附加值产品，但企业是个有机的整体，只有维持现有业务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更新技术装备，但产业政策引发的信贷政策收缩不断吞食企业的现金流，企业疲于奔命，首尾无法兼顾，如何奢谈技术进步?于是中国纺织、钢铁、风电、汽车、装备制造、机电等行业的企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与国际先进企业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
    而技术壁垒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战场，中国因不适当的产业政策拖累行业技术进步由此遭遇恶果，日益压缩着下游众多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近日，2007年生效的欧盟委员会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REACH法规再次修订，欧盟将服装、表带、包、椅子、沙发、颈袋和皮革玩具实施六价铬含量不超过3PPM的禁令从德国扩大到全欧盟，相比先前的1000PPM限额提高了333倍。预料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中国中小企业将因此退出欧盟市场。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产业升级依然拥有庞大的空间与机遇，关键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产业内部、产业之间以及产业与金融之间形成并优化共生关系，而不是成为产业发展的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