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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可能实现吗？不要吃惊。原因就在于，限制碳排放的成本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高，而最近的研究则显示这个成本可能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低。这里有两个具体理由。
德国的新型风力涡轮机，可再生能源正在该国飞速发展，令价格下降。（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第一点是，可再生能源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大幅下降，2010年以来就已经削减了50%。更准确的说法是，过去10年，太阳能板的全球销量每隔21个月就会翻倍，而销量每翻倍一次，价格就会降低20%左右。而且，可再生能源即便存在不稳定等局限性，也并不影响其成为一个大型经济体的重要电力来源。在德国，随着持续不断的巨资投入，该国电力系统改造工程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可再生能源对该国电力供应的贡献率很快就能达到30%，要知道这可是一个8000万人口的大国。
第二点是，限制碳排放会带来很多“协同效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显示，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如果限制燃煤，医疗成本便会降低，并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对于这点中国人应该更为熟悉。去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而彼时正值河北已经连续九个月在“十大空气质量较差城市”中占一半以上。这不就是“拿命换钱”的发展模式吗？GDP增长得再高，城市无法住人，又有什么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认为，协同效益说明，那种常用于反对限制碳排放的论调是错误的。即便没有达成国际条约，也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应对气候威胁的行动。
3、碳减排行动成本和难度之低，也许都会超乎想象
在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看来，大幅削减排放比几年前的最佳设想还要容易，而减排举措在中短期内就会带来大量好处。“经济增长和气候行动水火不容的观点，听起来现实又冷静，但其实是一种稀里糊涂的错误观念。这些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拯救地球的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如果有朝一日能被化解，我们就会发现，行动的成本和难度之低，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在国内，同样有很多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决策者都认为，“只要一讲环保，这些地方的经济就要完”。但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下大力气减排，治污，把敢于随便排放、随便污染的企业直接关掉，未尝不会走出另外一条发展道路来，而且没有想象那么难。
观念的转变和行动上的努力，有助于应对依然严峻的气候形势
1、在国家层级和能源业内，观念的转变已经相当之快
事实上，在最高决策层和气候领域业内，这方面的观念已经在飞快转变。2009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只是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但到2014年，无论是气候谈判官员还是最高决策层，现在已经更多地开始谈论碳排放总量控制，以及总量峰值何时到来。
在能源界业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从保守变得积极。一些政府顾问甩掉了惯有的谨小慎微，大胆建议中国应快速减排，一位学者姜克隽甚至建议，中国的排放应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要知道，仅仅数年之前，一些人还嘲笑他早前提出的2030年到达峰值的较保守说法，但如今2030达到峰值这一提法却已被学者广泛接受。这也正是中美协议里提出的目标。
2、原因不仅仅在于雾霾，也在于中国为碳减排做出的实际行动切实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