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柴静写出了中国的《寂静的春天》吗？

　　相比较而言，对于柴静的纪录片中提出的雾霾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2013年9月中国国务院出台了被称“史上最严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于《穹顶之下》中所反映的，中国环境保护部门治理污染没有“牙齿”，环境执法无奈的问题，在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有牙齿”的环保法，对污染是“零容忍”。柴静的工作正如她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所说，希望能对当前正在修订的《大气防治法》，和正在制订的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产生影响，这当然也很重要，不过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是不能相比的。
　　第三，在社会影响上，戈尔说：“《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穹顶之下》会不会有这样的影响呢?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是中国人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与关心程度非常低，有多少人因为看了这个纪录片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当中了呢?如果这部纪录片真的像另一位从中央电视台离职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所说，“大家看看也就完了”，恐怕就更不会有《寂静的春天》的作用了。
　　总之，尽管柴静的这次关于中国空气质量的调查工作，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成为重要的新闻，但是，毕竟现在不是半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中国和中国人也不是美国和美国人，《穹顶之下》难以成为中国版的《寂静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