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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风能助火，可至燎原。
而在能源产业中发生的现实是：“风”与“火”的矛盾在经济下行阶段愈发突出。
如你所知，和光伏一样，中国的风电产业在过往数年中创造了诸多“纪录”， 但各种“第一”的叠加却也浇铸了极其沉重的奖杯：风电发展速度和体量已在全球无出其右，但过往产业狂飙后的积弊也并未完全剔除——产能全球第一，“弃风”量也居全球第一。
且看一组来自行业协会的数据： 2011年，中国弃风电量100亿千瓦时，到2012年翻一番达到了200亿千瓦时，再到2015年仅上半年弃风电量达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亿元。可以预计，如果下半年情况没有明显好转，则今年全年弃风可能达300亿千瓦时。
再看一组与之相应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火电项目新投产2343万千瓦，同比增长55%，各地火电项目核准开工步伐加快，核准在建规模达1.9亿千瓦，已发路条(可以开展前期准备工作)约2亿千瓦。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副司长何勇健近期撰文指出，如放任这些项目全部在“十三五”建成投产，则2020年火电将达到13亿千瓦。而据专业人士测算，全国火电机组过剩1.3亿-2亿千瓦，过剩投资额在5200亿-8000亿元之间。引人注意的是，包括大唐发电、中国神华等在内的企业，目前仍在新建火电项目路上“快马加鞭”。
事实上，新能源与火电的“矛盾”早已有之。只是数年来各种政策迭出与延续之下，问题的解决并未改观。一边是愈发严重的“弃风”，一边是不断地“上火”，两相数据对比之下，到底纯粹是市场之过，还是相关规划执行不力，亦或是能源及电力系统本身积弊难除？
（一）零和游戏
“我国风电和火电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庞大，可二者的存在是零和关系，不是双赢关系。”
十三五能源行动规划中，在推进煤电大基地大通道建设内容下，要重点建设晋北、晋中、晋东、神东、陕北、黄陇、宁东、鲁西、两淮、云贵、冀中、河南、内蒙古东部、新疆等14个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到2020年，基地产量占全国的95%。
在大力发展风电内容下，要重点规划建设酒泉、内蒙古西部、内蒙古东部、冀北、吉林、黑龙江、山东、哈密、江苏等9个大型现代风电基地以及配套送出工程。
纵观煤炭基地和风电基地的地理位置，两者大致是重叠的，“三北”不仅风力资源丰富，而且是我国煤炭储量的重要区域。这难免会造成在这些地区风电和火电抢装上马，又恰逢中央简政放权，将不少审批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为项目审批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加上这些地区都不同程度的面临GDP成绩很难看的尴尬，可以说这些条件都助长了装机量快速而无序的规模扩张。
有业内人士告诉华夏能源网，火电装机的增加来自几方面原因，一是煤炭企业主营业务亏损严重，正积极寻求转型方向，转向发电实现煤电一体化是较受青睐的选择，从而使得过剩的煤炭产能转移到火电产能；另一个是低热值发电机组和超临界排放清洁机组的应用，也成为加重产能过剩的推手之一。
而风电项目的审批权同样在省级单位，许多企业在风力资源较好的地区为了抢占资源和市场，无暇顾及上网难度和利用效率而疯狂装机，风电装机周期短，一般在3-6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再加上2014年底，发改委下发的《关于适当调整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上调风电上网电价，更使得各大风电企业加快风电场投资建设步伐。
由此，电力过剩和疯狂装机让风火矛盾愈加突出。有观点认为，我国风电和火电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庞大，可二者的存在是零和关系，不是双赢关系，如果继续无谓的发展下去，这巨大的体积将给我国电力市场改革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阻碍和经济代价。
中国风能协会秘书长秦海岩认为，在电力整体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一些地区存在为保障火电年度发电量计划和大用户直供电交易的完成，以牺牲新能源上网电量为代价，优先保障化石能源电量收购的现象，致使原本就非常严峻的弃风限电局势雪上加霜。还有火电企业通过“直供电”的方式，获取本该属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优先上网权，大幅挤占电力送出通道资源，致使风电企业亏损进一步加剧。
鉴于像甘肃、吉林这些地区弃风率太高，数字太刺眼，地方政府也想各种办法来缓解消纳矛盾，例如甘肃省试行的风火发电权交易，由火电厂拿出一定量的发电权与新能源企业交易，近百家企业参与竞标，部分新能源企业给出的发电权报价已超出甘肃的火电标杆电价(0.325元/千瓦时)，6月的最高度电成交价达0.3556元。
秦海岩认为，这意味着新能源企业拿出部分补贴电价,让利给对方，以换取发电指标。“这种治标不治本方法实属无奈之举，让风电还是火电上网并不是由独立的调度机构决定，而是由省级政府决定，也恰恰反映出发电计划背后强大的力量盘踞”。
（二）结构积弊
“只有身受其害的发电企业普遍承认电力产能严重过剩，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
对于“弃风”问题及火电过剩，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认为，其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结构恶化。“如果我们不肯承认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现实，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相应的对策，那么我国当前的电力矛盾将难以解决”。
张博挺曾撰文分析，有人不愿意承认火电产能过剩，可能有如下原因：其一，因为我国的电网企业是电力行业中的强势群体，对电网来说，如果可选择的备用电源越多，电网的安全性越高，同时效益越好，电网的相对地位也越高。所以，现行的体制决定了电网愿意让电力产能相对过剩。其二，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驱动，还希望能批准建设更多的火电项目，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说电力产能已经过剩。其三，如果承认产能过剩，就说明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没做好，同时还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一些政府部门也不愿意有人说我国的电力产能已经严重过剩。因此，只有身受其害的发电企业普遍承认电力产能严重过剩，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
“因此，我国面临着相当艰巨的能源结构调整任务，具体的调整方式就是把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发电的比重尽可能地降下来”，张博庭告诉华夏能源网，在这种局面下，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无论是水电、风电还是光伏发电，都应该是多多益善。“我国电力产能过剩主要是燃煤电厂数量巨大，绝不可能存在任何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过剩的问题。”
当然，也有不一样的观点。有专家认为，由于煤价走低导致煤电企业边际收益走高，企业上马煤电的冲动很强，这符合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规律。
对此，中电国际政研室副主任王冬容则认为，火电行业特别是煤电的发展有很大的惯性，这不仅是因为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带来的以煤电为主的电源结构，还包括我国的电力装备制造业等煤电上下游产业也形成了规模发展局面，同时，我国的发电行业人力资源队伍也主要集中在煤电产业。这些都决定了煤电行业的发展在经历高速期之后不会骤然刹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