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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火电装机对新能源消纳空间出现挤占现象”的观点，王冬容认为存在“认识误区”：目前煤电和新能源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替代挤出效应关系，而实际上是煤电支撑了新能源的发展，而且煤电是新能源发展的主要支撑，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电力行业的整体协同规划不仅仅是煤电和新能源之间的事，而应该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考虑，特别是抽水蓄能电站的发展，对于电源协同非常重要，如果今后抽水蓄能能够补位上来，对于存量煤电的发展运行环境将有很大改善。目前，业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抽水蓄能项目开始不断上马，虽然力度仍不足，但是对比前几年核准之后也不见动静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华电集团政策与法律研究室主任陈宗法则认为，风电弃风，火电过剩的原因要综合来看，驱动因素可能包括：电力投资建设与现行政府定价机制不敏感；火电效益良好，以及发电企业投资冲动与“囚徒心理”；以及放权后，地方政府批项目，稳增长的诉求有关。陈宗法判断：未来二至三年内，火电投资还会经历一个小高峰，最终由于过剩带来的残酷竞争还是由发电企业自己来承受。
（三）“放”“管”边界
“弃风、弃光加剧的原因不仅仅是新能源装机和电网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火电机组调峰能力不足的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电源总体规划缺乏统筹、系统运行管理。”
有观察人士分析，在大量减少审批后，政府要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把市场管住、管好。张博庭则认为，这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难度更大、要求更高。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积极适应这一转变，切实履行好管理职责，要明确“放”与“管”的边界，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
有研究发现，电力能源问题构成一种不可能三角形（即安全、环保、经济不可能同时获得最优）。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一般只能解决经济问题，而安全和环保的问题往往只能靠政府的政策调控，因此，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审批权下放，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对经济方面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安全和环保一定是有利有弊的。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由于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高，我国的电源建设投资难的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从而也加强和保障了我国的用电安全性。但是，由于电力结构恶化，煤炭消耗量激增，环保问题更加突出，同时由于产能严重过剩，水电弃水、风电弃风、火电机组开机不足，经济效益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事实上，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本来产能过剩的问题是最容易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解决的。但目前，在一些行业里，我国无法通过市场的手段消除过剩的产能。以往我国电力工业“上大压小”（即上大发电机组，关停小发电机组）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施，其动力不是消化落后产能，而是一种对企业规模扩张的变相刺激。
张博庭告诉华夏能源网：即便关闭现有过剩产能的问题暂时还解决不了，是不是也应该遏制住火电建设规模不受控制地继续扩大？“这个问题，看来市场自己是解决不了，只能靠政府想办法”。“弃风、弃光加剧的原因不仅仅是新能源装机和电网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火电机组调峰能力不足的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电源总体规划缺乏统筹、系统运行管理。”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曾鸣也认为，造成弃风与“上火”的对比落差，根源还是在于顶层统筹规划和政策问题，而规划能否执行下去，也成现实掣肘。“我认为只能从弃能源资源总体价值的角度来综合考虑，才能实现电力系统总体优化，而这一切只能通过统筹规划，别无他路；虽然我也支持靠市场力量解决弃风弃光等问题，但那是在运行层面，而根本问题是统筹规划。如果原来的‘三定’方案不能支持统筹规划，那就必须改革”。
（四）消纳通途？
“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是必然趋势，也是其从替代能源走向主力能源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而同台竞争的基础就是价格。”
有观察人士告诉华夏能源网，让新能源参与大用户直供电是解决大面积弃风的途径之一，但在一些实体企业人士看哪里啊，效果未必佳。由于直供大用户会面临负荷波动大的弊端，并因此产生挤占通道之嫌。经过一位企业负责人计算，如果风电参与大用户直供电，大用户用电100万千瓦时，实际只有约30万千瓦时来自风电，剩下的70万千瓦时还要靠火电和水电供应。
“我们6月开始参与交易，可7、8月限电比例仍大增。事实证明，交易难以改善弃风限电情况。”另一家甘肃企业的负责人更为直白，“按照常理,让风电参与发电权交易和大用户直供的前提应是保证企业基本收益，比如保障风电全年利用小时到达2000小时，2000小时之外的风电参与竞价。如此看来，新能源参加大用户直供电需要在基本的保障之下，才有实行的意义。
但也有专家认为，缓解“弃风”的主要途径是等待特高压输电线路建成后，将电力输送出去，这也是我国电力改革的设计初衷之一。可是这个途径的前提是国内电力需求是稳定发展的，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很显然，设计者并没有对电力消费势头不足做预设考虑，然而现实情况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去。
在东部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特高压建设完成后，本地电厂发电不足，本地电厂又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希望用当地电多一些，外来的电少一点，但是以后西部或者是煤电基地、清洁能源发电的电量供应会越来越多。主要的电力消费区使用量下降，这对依赖特高压输出电力的地区是致命的打击，而这些地区目前仍然在增加产能，无论是火电还是可再生电力。
当然，在“风”与“火”的零和游戏中，有得利就有失利，矛盾和争议总是裹挟在改革实践中。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会长孟宪淦看来，“风光火”矛盾是能源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中问题，不必过度解读。
“随着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以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能源革命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会促使现有能源发展思维、体制机制、技术路线发生质变。而在某一阶段，发展节奏出现慢一点，快一点都是可能的。面对挑战，我们应当统一认识，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积极主动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电力体制改革强调电力市场多元化，市场化的地方就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孟宪淦分析，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是必然趋势，也是其从替代能源走向主力能源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而同台竞争的基础就是价格。可再生能源行业要加快提升质量和技术，逐步降低成本，同时探索形成符合市场的商业模式，最终可以不依赖扶持，与传统能源平价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