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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正当首都陷入“十面霾伏”之际，来自195个国家以及欧盟的代表，齐聚巴黎召开世界气候大会（2015年11月30日- 12月11日），经过一周的谈判，今日大会即将闭幕。与往届世界气候大会不一样的是，本届巴黎世界气候大会各国分歧不再那么明显，期待按照计划，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将在本届气候大会上达成，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以确保将本世纪内升温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
从民生来说节能减排已成主题，从国家能源战略部署来说，新能源结构调整已成各国主流。所以表面上一场气候大会就是对各国在节能环保方面的问责与规范，而背后牵动各国能源产业带动的新经济形态转型。基于各国自身利益，事实上一场新能源军备赛早已拉开帷幕。
这世界上大概没有比国际气候大会更扯淡的事情了。毕竟，制定碳减排目标也不过就是在白板上写几个数字，然后“满怀希望”地付之一笑。不过，在今年的大会上，各国领导人发现这次很难向以往一样糊弄过去了。的确，当我们真的要去实现那些目标时，我们该怎么做？
好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和地方层面快速涌现了不少有关能源市场变革的想法。这些想法中最靠谱的有哪些？是否已经有了一些有趣的试验？我把这些问题抛给了几位专家，不出意料，答案是复杂的，但也不能说没有希望。
“新能源开发和减排是两种不同的政策，区分清楚这两者很重要，也是首先要考虑的事，” 布鲁克林研究院能源安全与气候倡议代理主管Tim Boersma说道。比如，你可能以为，要是一个国家能够将风力发电量翻番，那么碳排量就能立即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Boersma举了德国的例子，德国自2011年起致力于能源市场转型，但它的碳排量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增无减（尽管2014年有所下降，但环保人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14年的冬季比较温和）。
德国的补贴：“能源转型计划”显初效
从文件上看，德国可以说是能源市场快速变革的典范：5年前，可再生能源还只占到整个能源市场的17%，而如今，这一数字已经提升到了1/3。这都要归功于德国政府领导的“能源转型计划”，而这一计划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就是“上网电价（Feed-in Tariff）”政策，也就是政府许诺，长期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致力于提供可再生能源的公司那里购买可再生能源。
“从各方面来衡量，上网电价政策都是成功的，”Boersma说。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实际上超出了德国政府的预期目标，而电价的大跌也让传统能源公司吃足了苦头。不过，Boersma也指出，这种政策在财政上是否可行就是另一码事了，在投入资金之前，政府必须明确他们实施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
“但是（德国气候）政策的碳减排部分是基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有缺陷，” Boersma接着说，“主要问题是，碳排量价格（即企业用完碳排量配额后继续排放所需支付的价格），没有像2005年政策刚实施时如德国和其他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高”另外，他还补充道，“欧盟给成员国和特定行业提供的补贴也太高，这样一来，规定可排放量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企业也没有太多的动力去减排。”再加上减排政策不够严格，德国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措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正如《经济学人》于2014年所解释的那样，低价格的可再生能源蚕食了天然气市场，倒逼公用事业公司退而利用燃煤来提供能源，而燃烧煤炭的排碳量比燃烧天然气更大。
北欧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排碳税
Boersma认为，在减排政策方面，还是要向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以及挪威学习，“挪威人做得很好的一点是，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征收‘排碳税’，一开始很少，不过这也对整个行业和投资者形成一种暗示，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税款将会越来越高，”这样，利益相关者也就有了准备的时间。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政策可能就是一个经典的反例，” Boersma说，而他自己祖国荷兰也是同样的情形。两国的共同点是，都是先尝试了一种政策，然后放弃再转向另一种。“很不幸，在发达国家当中，有很多国家的政策都是像这样变来变去，”他解释道，“这对吸引投资来说非常不利，投资者会因为不稳定而不敢投资，因此政策的长期稳定和可预测性是很关键的。”
北欧一些国家在变革能源市场方面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参考的。根据去年由清洁技术集团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芬兰、瑞典、丹麦和挪威都名列前15位。不过还有一种有意思的可能性是，考虑到北欧在能源市场变革领域的先驱地位和地区内国家之间的相似性，整个北欧地区可以作为气候政策的一个实验田。因此，可以说，参考北欧某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是目前一个国家在能源市场变革领域最可行的实验。
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Ben Armstrong，以及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的能源顾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Varun Sivaram，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们也提到了丹麦和瑞典，并认为，除了丹麦“在清洁技术领域比瑞典更胜一筹”外，两者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他们在文中写道，就气候变化的问题，针对丹麦人和瑞典人的调查结果非常相似（也就意味着两国人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是差不多的），而他们的政府在碳减排方面制定的计划也非常相似。Armstrong和 Sivaram认为，既然如此，那么找到两个国家存在分歧的地方，也就可以知道如何去促进清洁技术创新。
Armstrong和Sivaram准备在今后的文章中提出他们有关分歧带来灵感的理论，但Sivaram在邮件中说，他们觉得主要需要关注的问题倒不是扰乱新市场的企业，而是那些老牌的丹麦企业，在适应高校利用能源的新技术的同时，他们对经济滞缓和70年代的能源危机是怎样做出反应的。当时丹麦政府环境政策很可能在变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和中美两国的实验田
不过，新能源政策的制定不止可以参考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Sivaram说，同时指出以色列在“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上是排名第一的国家。“以色列有非常成功的高科技生态系统，而且由于资源的限制，它本身就很有必要发展清洁技术。”用清洁能源报告中的原话来说，以色列“以大批高科技企业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因此得以弥补自身市场局限、地区政治问题敏感以及水资源匮乏等不足”。
另外，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的负责人Sarah Ladislaw，这一领域一些最大胆的政策试验，倒是在在中国和美国这样被当作反面教材典型的国家施行的。
中国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Ladislaw说，“一方面，他们的煤炭和石油储备量很大，但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可持续能源储备的增量也比其它国家领先。他们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降低了太阳能能源的成本，因为他们的太阳能供量增长确实很大，而提供的补贴yeshiva巨大的。”
中国成功地同时采用了欧洲与美国的政策来刺激可再生能源市场。而美国由于认为德国式的上网电价政策花费太多、补贴太多而放弃采用，Boersma说。美国一般比较关注的是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有些欧洲国家也采用这种标准），在这种标准下，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的比率必须达到政府的规定，但是，价格和各种能源所占的份额却还是由市场决定。而根据2011年由Ladislaw与他人合着的一份CSIS报告，中国政府是采取了“两头抓”的手段。她说，中国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排放交易计划。该计划一旦实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交易系统。
美国的高碳排量以及上世纪90年代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的名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中向来不好。不过，美国的个别州却在这方面有了出色的表现。今年秋季，加利福尼亚通过一项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可再生能源比例达50%的法案，而在最近，纽约州长Cuomo也表达了自己对另一个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的目标的支持。
Ladislaw表示，美国模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实施的一系列“微政策”，比方说，“需求相应”计划允许消费者依据智能量表和当时的能源价格来调节自己一天中的能源用度，这就为能源公司免除了另建工厂来应对能源使用“高峰期”的麻烦。加利福尼亚也为建造电动车基础设施提供了补贴，以期解决能源市场向电动车时代过渡中的“鸡生蛋问题”，即：在电动车需求明显增加之前，为什么要建充电站并连入输电网呢？但是，如果没有充电站又怎么鼓励消费者去购买电动车呢？
Ladislaw也谈到了印度：“印度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太阳能方面设立的大胆目标，”也就是要在2022以前将太阳能产能提高到100千兆瓦（目前印度太阳能产能仅为4千兆瓦）。但是，她补充道，“要达到这一产能，以及实现其他清洁能源目标，国际社会需要给予他们非常多的财力、人力支持，这一尝试也将验证，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减排。”
巴黎正在发生的国际外交事件或许没法给我们太多的信心，但有关政策的创意并不缺乏，它们也即将在大范围内投入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