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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stian Petretschek：我从国际的角度给大家讲一下，可再生能源方面大家都很担心效率问题，很多人都会关注手机投资，但是很多时候没太关注到运营和维护的成本，同时我们也见到当你在前期使用整个成本更高，整个全生命周期成本也是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会更多的兼顾整个项目全周期成本，这样确保在全周期之内电价都会处在较低的水平。
另外一个观点，中国整体的流程和西方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西方很多时候会关注产品项目融资流程，可能会包括企业融资等情况，每一种不同的融资模式都会有各自的好处和优势、劣势，谈到整个融资的流程可能会有更多相关方会关注到整个海上风电的风险，包括银行也会关注到整个风电的资产，很多时候他们会关注具体的风险，可能会关注技术的细节，这样他们想要获得对这个技术风险更深程度的理解，和风险相关的其他一些具体的内容。对于莱茵来说也会帮助整个银行和投资机构对风险进行识别，并且确保整个项目的可靠性，到最后可以确保符合你的期待，我们需要给这个项目留出很多的安全缓冲来确保就算是某些项目具体的实施过程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整体上这个项目还是可行的。在我们这边整个的融资过程其实也非常重要，在中国融资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项目最开始的时候合理的考虑风险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李俊峰）：现在我们海上风电和欧洲海上风电到底差在哪里？刚才水规院同事说我们现在7角多他们3角多，差在什么地方？是资源的问题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还是哪些方面的问题？请蔡玮良讲一下。
蔡玮良：我们接触这个东西整个海上风电度电成本的造价，前面有一位专家也提到了，国外海上风况、风资源条件和地质条件和中国还是有差异的，中国沿海1.8万公里从南到北各个区域的海况条件、地质条件都不一样，整个造价从2万多在江苏降到1.5万到1.6万，这个更多基于技术上的进步或者逐步从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引起的，另外一块还有施工装备，包括国际上和国内施工装备设计来讲，从国内角度来讲还有很多可提升的空间。
主持人（李俊峰）：请翟恩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翟恩地：我同意蔡经理的观点，这个价格和欧洲相比，我们价格比较高是跟我们的资源禀赋和特色有关系的，我们海上风电的供应链真正发展也就是最近五年，整个行业规模起来了，政策又在波动，又不敢往里面投，最近又赶上抢装，整体上来说对降成本是有挑战的，我归纳起来咱们的成本问题应该是从三方面：一是政策导向，要平稳过渡。二是国家资源禀赋，不能老拿北海跟我们比。三是技术方面，我们现在才真正关注海上风电的发展才五年。技术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三条加起来导致我们目前的价格想要达到欧洲的水平还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这个行业包括政府要理解，要给我们一定的时间，再往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也许我们的价格就跟跟欧洲媲美。
主持人（李俊峰）：董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董秀芬：规模化是降成本很重要的因素，大体国家规模来讲我们可以尝试任何产业发展都有成本下降的规律，尝试陆上光伏发展的时候当时发展初期是每年几百万千瓦的规模，现在每年是两三千万千瓦的规模，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设计模式，还有就是欧洲国家，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它每年的发展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这是一个经验之谈，我们在考虑国家规模的时候，考虑到欧洲的经验，考虑到补贴的有限性，考虑到发展情况，综合衡量这个规模是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