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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的决策背景表述中称，当今世界，一些主要国家为应对这场危机，都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把科技创新投资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投资。这预示着全球科技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重大发现和发明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兴产业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而如果放入更为开阔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似乎已经等待了中国60多年。
11月23日的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对中国在近200年以来与全球的工业化革命和科技发展擦肩而过的历史表达了遗憾。温家宝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中国屡次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逐步从世界经济科技强国的地位上沦落了”。
温总理特别指出，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曾经有过四次科技机遇，但四次均错失。
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当时的清王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满，对外，将国外的科技发明称之为“奇技淫巧”，不予理睬；对内，满足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麻木无睹，错失良机。
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的清朝，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因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对近代科学技术认识的肤浅终告失败，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
第三次是20世纪上半叶，由于军阀混战及外敌入侵，使中国失去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机遇。
第四次是“文革”时期，新中国建立的宝贵科学技术基础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使我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温总理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必须密切关注和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有所作为”。
他指出，回望近一百年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核心的物理学革命，加上其后的宇宙大爆炸模型、DNA科学、板块构造理论、计算机科学，这六大科学理论的突破，共同确立了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结构。而自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尽管知识呈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基本表现为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完善，没有能够出现与这六大革命性的科学突破相提并论的理论成就或重大发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沉寂”至今已经有六十余年了，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而与世界科学60年沉寂期相重合的是，中国新近60年的历史，基本上延续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工业路径，经过改革开放30年，其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三，在新一轮的科技和新型产业的竞争中，也并非没有机会。
创新大战略：
体制大变革的契机
不过，既有的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表明，这些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型战略产业的推进，势必会对国家的科技体制变革、教育体制变革、财税体制变革、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变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这些体制机制性变革无一不是呼吁多年的变革议题。
10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点零6分，我国科技界的元老钱学森去世。9分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到了消息，随后赶往301医院，凭吊这位一生坎坷且颇富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温家宝给钱学森深深鞠了三躬，来表达敬意和哀思，而在当晚细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