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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原本看好CDM及风电的投资者，可能因为CDM的风险增加而减少投资或者不投资，这对于CDM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都是一种损害。”何钢对本刊记者说。
分析人士还表示，假如一个国家因害怕失去“额外性”、无法获得CDM资金支持，而不愿意出台积极的减排政策，这恰恰有悖于整个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框架的初衷。
IETA首席执行官亨利•德温特(Henry Derwent)说，执行理事会的决定让项目参与方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况，“有谁能提前预知国家对清洁能源的政策变化？”
不可否认，CDM在帮助实现全球减排资金和部分清洁能源技术的转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一颗伟大的种子，在实际应用中却成长为一个‘烫手’的山芋。”长期研究气候变化政策的何钢坦言。
世界银行环境主任沃伦•埃文斯(Warren Evans)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期间也曾对本刊记者说，CDM机制逐渐暴露出滞后不足的一面，有待在未来加以优化。
除了“额外性”争议，CDM目前面临的问题还包括体系过于复杂、审批过程繁琐而不够透明、项目地区分布不均等诸多问题。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未能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为CDM的发展带来了阴影。《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到2012年就将结束，如果不能及时就2020年之前的国际行动达成一致，投资者的信心将受到极大影响。
世界银行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发布的《碳金融十年经验：碳市场的发展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就指出，目前已有许多买家对前景深表悲观，退出了碳交易市场。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给中国风电发展带来了更大挑战。“中国风电电价政策在过去几年一直处在相对混乱的阶段，各种不同的定价方式并行存在，中国政府也需要自我反省，以避免未来遭遇同样的困境。” 全球风能理事会政策主任乔黎明说。
何钢则认为，短期内最重要的是增强政府定价机制的透明度，重建真实可信的衡量标准，因为这样的努力可以减少额外性的争议，对增强CDM的可信度也非常有帮助。
他还建议，未来进行风电投资时，需要将CDM的风险纳入考虑之中，并积极拓展其他政策支持和资金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