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相关部门对我们的信贷有着类似‘覆盖率’的考核要求,对投资率低的国家战略性产业,即便商业银行谁都躲着走,我们也必须投。”国开行规划局一位负责人无奈地称。
“覆盖率”这种隐性指标是不上台面但却不可或缺的考核标准,使得国开行对明知风险隐匿的个别行业和企业,也没理由不放贷。通常,商业银行仅会投资现金流充裕的行业,但国开行却会更多地考虑尚不具备现金流的弱势产业或新生产业,将一部分目光积聚于铁路、电力、公路和新农村建设等“出不了多少利润”的领域。
仅2011年,国开行就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新增贷款4333亿元,其中新增西藏和四川省藏区贷款228亿元,居金融机构首位。此外,国开行还新增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1095亿元,同业占比60%以上;新增新农村建设贷款1432亿元和助学贷款100亿元,占后者市场份额的85%。
“早年,在华为与西方主流供应商面对面交锋而步履艰难之时,我们就在一片争议声中发放了25.2亿元贷款,并于2004年与华为签下总额100亿美元的授信,为的就是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国开行评审二局局长干海燕介绍说。
“这些当年现金流并不被看好的企业往往都急需强大的资金支持,我们看准的是其良好的经营模式。”干海燕说。
专家也表示,国开行的成立是为了承担国家一部分政策性期限业务,最初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太追究风险和坏账。因而,人们应避免拿商业银行的各种标准去度量其得失。
“可以说,政策性银行早年大都处于亏损状态,近几年的盈利得益于国家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得益于其逐渐向商业银行转型的步伐。”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谈说。
记者在另外两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年报中看到,农发行2005年以前的年净利润几乎都处于1亿元以下水平,直到去年才增至67.79亿元,确实无法与商业银行动辄百亿元的净利润相提并论。但其贷款规模却自2002年以来始终维持在8000亿元左右的高位,最高贷款余额12192亿元则出现在2008年。
同样,中国进出口银行2006年以前年净利润均在9亿元以下,直到2007年才过10亿元,2011年达到31.35亿元。从2003年起,年贷款总额均在1000亿元以上且逐年递增,2011年达9143亿元。
“如果仅靠贷款来生存,那这些政策性银行早垮了。”上述学者表示,如果像早些年那样连盈利都谈不上,又何来风险规避?
由此说来,正走在转型路上的国开行,某种程度上还不得不受制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然而,国家战略并非没有风险,即便最终能成功地促进产业长足发展,产业初生期也急需大量“沉没成本”。而政策性银行的设立,正是为了覆盖这部分巨大的沉没成本。
“这几年全国各地对新能源的大举推进,就源于国家政策明确支持了原本还未探明究竟的新生产业发展模式。”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业专家指出,“产业政策诱导银行,这才是国开行‘冲动’的最本质原因”。
面对政策风险、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系统性风险,政策性银行势必会比商业银行遭遇更大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