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炼化企业只能从有进出口权的国企手里购买原油。由于地方炼油企业与拥有进出口权国企下属的炼油厂存在竞争，地方炼油企业很难拿到价格合理的原油，不得不进口国外的燃料油、渣油。这类油成本高、油质差、污染处理难度大。这些拥有进出口权的国企还垄断了成品油批发和零售渠道。政府有关方面对民营企业兴办加油站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天然气上游和流通环节的情况与石油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一个城市一般只有一家燃气公司，进入家庭的天然气必须从这一家公司购买。
油气从区块获得、进口开始，直到进入各家的油箱、厨房，大部分环节处于少数企业的垄断经营之下。他们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排斥竞争，获取垄断利润。国家定价无法使价格反映和调节供求关系。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积极放开油气进出口权值得肯定，但还远未实现公平准入。在全球油气供大于求和价格走低的形势下，国内油气价格并未出现相应幅度的下降，油气供应仍无法满足国内需求的增长需要。
环境监管成效堪忧
目前，我国环境治理主要运用3个手段，即指标控制、项目审批、价格补贴，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式非常相似。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这3种经济管理手段都在进行改革，环境监管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
一是指标控制。“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制定了3个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增加到7个。这些年，节能环保部门把大量精力放在这几个指标的分解下达、检查落实上。这里涉及到如何对待政府制定的指标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就对计划体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计划指标从原来的约束性指标，总体上转变为预测性、指导性指标;新设的几个节能环保指标则坚持了约束性，完不成就要对地方问责。计划经济时期制定和下达指标要经过几上几下、综合平衡，分解下达节能环保约束性指标则主要靠公式，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的余地比较小。每个五年规划中，节能环保约束性指标刚下达时，完成起来很难，但经过努力都能完成。这种相关主管部门自己定指标、自己下达、自己统计、自己考核，缺少第三方参与的指标控制方式是否客观、公正、有效，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是项目审批。环评报告审批、节能评估报告审批是各类建设项目的前置审批事项。对这两个环节，有关部门把关很严，企业投入与耗时较长。环评和节能评估一旦通过，实际执行情况往往很难掌控，存在着“重前期审批，轻过程监管”的问题。
三是价格补贴。为了将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世界各国采取的措施都是“谁污染，谁治理”，或者“污染者付费制度”。而我国则使用价格补贴作为治理排放的经济手段，凡脱硫、脱硝的发电企业，国家上调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补贴其增加的成本。也就是说，企业污染，消费者付费。很多发电企业不按规定运行脱硫、脱硝设施，电价补贴就会变成利润留在企业。消费者出了钱，实际减排效果却未达预期。
应深化能源与环保体制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能源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市场化改革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但并未全面完成，总体上处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重体制下。这是能源利用粗放、结构调整缓慢的重要原因。“体制雾霾”不除，大气雾霾难消。能源市场化改革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抓紧提出油气全产业链市场化改革方案。改革应覆盖油气上下游各个环节：一是改革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对尚未开发的石油、天然气区块以及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区块进行招标出让，价高者得，既可体现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也可有效提高国内油气的供给能力;二是改革流通体制，在油气批发、零售、进出口环节放开准入，允许各类经营主体进入，这将有利于我们抓住这一轮全球油气价格下降的机遇，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三是对油气管网实行网运分离、放开竞争性业务的改革，对网络运输实行单独定价、单独核算。
第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我们应抓紧出台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使电网退出单边购买方的地位，真正实现发电方与用电方“多买多卖”的直接交易;同时，取消各地自行下达的发电量计划，实行节能发电调度，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确保可再生能源无条件全部上网。
第三，统筹推进国企改革与能源行业改革。能源领域中，国有经济的比重比较高，有的一个行业就几家国企，比如电网、油气、核电等，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能源、国资等相关部门参与，研究提出将能源行业改革和能源国有企业改革相结合的综合性方案。
第四，推进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建议下放大部分能源和重化工业的审批权限，促进重化工业中规模效益明显的大项目上马，通过竞争，以先进生产能力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在放开对竞争性业务管制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对电网、油气管网的监管，促进他们第三方开放。
第五，改革节能环保监管方式，建议建设项目环评从“前置审批”改为“同步审批”，取消节能评估审批;政府对环境的监管从主要是事前审批转到项目的全过程监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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