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湖南省全省火电企业向能源管理部门反映对清洁能源的支持政策，导致他们陷入不利状况，于是就出台了救湖南火电的政策。而如果湖南的火电得救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四川的水电就得弃水。”一位在能源行业工作20多年的人士认为，能源转型的困难最根本的还在于思想方法问题。
“三北地区是我国可再生能源最丰富的省，但你见过任何一个三北地区的省提出来过以发展可再生能源满足我本省的需求、提高我的环境质量为出发点了吗?”前述人士表示。
国务院参事石定寰则呼吁：“火电量不能再增加了!”
“在我们面前不仅仅有一个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比率的目标，还有个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这必然要压缩我们化石能源的消费。现在多扔一点二氧化碳，将来在减排的时候，负担代价会更高。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在未来十几年怎么尽早地把排放量减下来，不要等达到峰值才解决，而是在峰值之前就要规划好。”在2月4日的中德能源转型论坛上，石定寰表示。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五年规划、十年展望的目标，现在一些研究人员做的电力规划模型只是想办法满足例如国家规划的到某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比率20%的目标，而是我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比如，2050年要实现清洁化、低碳，如果搞油的、搞煤的都知道了国家这个目标，怎么可能还要上一个煤电厂?一个煤电厂建设好了50年才能退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王仲颖表示，目标明确了，自然大家就会知道应该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找市场。
“能源系统的监管，不是监管可再生能源风电，也不是监管火电厂，而是监管这个能源系统怎么按照制定的市场游戏规则运行，以最低的、最经济、最可靠的成本去监管。”王仲颖表示。
德国专家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能源转型的“成本”。能源消耗的非货币成本，不会在消费者的电费、天然气费和油费账单上显现。然而，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会很快累积到可观的数量。德国环境部于2012年出版的一份报告估计，在2011年，因为人们使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和暖气，几百亿欧元得以省下来。然而这些省下的钱，并不会列在任何账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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