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历经多年利益博弈，最终结果是，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未得到优先调度的待遇，弃光弃风等现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传统的计划调度下，发电量的多少通常是按照发电厂或发电机组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成本来确定，并未考虑节能减排及环保因素。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优先调度的一定是火电。”一位风电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位业内学者对记者表示，应尽快改变现行的发电量计划指标体系，不能因为考虑火电企业经济效益问题而多烧煤，减少可再生能源上网和调度。
某风电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可再生能源已经从我国能源格局中的补充地位逐步提升到主体地位。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战略定位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可再生能源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滞后，致使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落实，各方利益协调机制不畅，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违背《可再生能源法》宗旨出台规章制度，制约了行业健康发展。
“因此，迫切需要对《可再生能源法》及《电力法》进行修订，从法律这一基础和根本上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只有这样，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才能落到实处。”该负责人称。
法律、政策、产业要形成合力
为了调动各方积极性，减少政策实施阻力，此次发布的《意见》提出，通过替代发电（发电权交易）、辅助服务等市场机制，实现不同类型电源的利益调节，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确定调峰承担方，鼓励清洁能源直接购买辅助服务。
上述风电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几年前，曾兴起过风火互补发电权交易，也就是火电厂减少一部分发电量，把发电权给风电厂，风电厂则从发电所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火电。但这一政策措施最终得益的是火电。最后的结果不是“互补”，而是风电的发电权面临被买空的尴尬。“因此在这一轮的改革措施中，应避免此类政策效应的出现。”他说。
记者同时了解到，最新一版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近日已上报国务院，公布之日或将不远。
齐鲁证券的一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配额制强制要求发电公司多用新能源、强制要求电网公司收购一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强制要求地方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并配合以相关的奖惩制度。这将有助于解决可再生能源的上网问题，并进一步理顺市场。
一位新能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法律保障、政策制度设计外，从产业自身来讲，新能源必须降低“度电成本”，提升经济性，这是新能源现阶段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决定其能否全额收购和优先调度的关键点。
手机浏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