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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在国企管理上，《意见》指出，要从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同时，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界定监管边界。
这被普遍认为是此次国企改革的一大放权措施。
目前，在国有资产管理构架上，是国资监管机构和国企两级管理。之后，对那些不受直接监管的企业，国资监管机构将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些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履行管理职责。
这种三层管理模式显然参考了新加坡由财政部，淡马锡控股公司和国联企业组成的“淡马锡模式”。但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成功移植到中国依然没有答案。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副司长范必曾在《财新周刊》撰写专栏提及，曾与一批国企老总赴新加坡培训，期间淡马锡高管谈到淡马锡在收购企业后不派董事，而是由提名委员会提名一批独立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来决定高管人选和激励机制。这引起学员们的巨大困惑。不派董事怎么体现淡马锡的所有权、决策权？如何保证公司经营方向符合淡马锡的要求？当时学员们普遍认为这一方法在中国难以推行。
范必认为，实行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意味着国企要从多重目标转向以股东回报为主的目标。
在资本运作方面，意见表示，要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集体上市，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与董事会制度一样，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也是本次《意见》作为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以前在国企改革中提主业整体上市，这与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意义完全不同，意味着国企也包括央企有可能在集团公司层面引入新的投资者，进行改制和上市。
张文魁介绍，以前，许多国企只有下级公司上市，搞公司制改革，相当于“旧体制的大本营还在，只是派出一些先遣部队去改”。“这就好像下水游泳，集团公司不改，等于留了一只手抓岸，导致整个集团不能下海去畅游，游不动也游不远。”张文魁说。
漫长的国企改革
《意见》在最后一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此前，5月8日，国务院曾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里面提到了至少15份配套文件。外界将此解读为，国企改革将以“1+N”的文件体系实施。
在这个体系里，“1”即今天发布的《指导意见》，而可能将会发布的“N”个配套文件包括：1）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系列配套文件；2）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方案；3）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方案；4）完善中央企业董事会董事评价办法；5）中央企业分类考核实施细则；6）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7）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工作的意见；8）健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9）国有企业内部监督机制；10）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指导意见；11）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相关配套政策；12）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13）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指导意见；14）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15）国有产权交易流转监管办法和实施细则等。
这些方案和细则都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明确。但不少研究国企改革的专家担心，这些文件的起草与出台会拖延国企改革的进程。事实上，此次《意见》从起草到出台的过程就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凸显中央在国企改革上的慎重和各方利益博弈的激烈。
早在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宣布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从那以来，全国陆续有23个省市出台了本地的国企改革方案，分别就在国企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进行了各有特色的尝试（相关内容详见财新周刊报道“再改国企”）。
但由于“顶层设计”迟迟不出，各地“等文件”心态严重。许多人开始纷纷猜测《意见》将于何时发布，在今年5月、8月底和9月7日都曾传出《意见》将要公开发布的消息。
李曙光认为，这主要是各方在两个话语体系间犹豫和摇摆，一个涉及到宪法、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另外一个又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过多地强调意识形态和对国有企业政治上的监管的话，势必会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效率；如果强调效率，又担心出现意识形态的问题。”李曙光说。
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则认为，当前改革动力不足，源于缺少对政府官员的正面激励。李稻葵在2015“夏季达沃斯”财新早餐会中表示，改革的主要障碍不在高层，而在于中层没有动力。改革容易出矛盾，一出矛盾就调查，一调查就把历史上的问题拿出来说。因此，如何激励官员，包括国企高层管理人员将成为本次国企改革能否快速推行的关键。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历三轮国企改革。
第一轮国企改革始于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通过扩大自主权和利润留成、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将国企从人财物、产供销“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二轮始于1997 年，国企通过兼并重组、下岗分流和债转股等措施，提高盈利能力，探索建立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同时推动了一批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第三轮始于2002年，十六大决定启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成立国资委，改变过去“五龙治水”的局面，形成以国资委为核心、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为目标的国资管理体制。从2013年开始的国企改革是第四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