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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惠誉发布报告表示，从2019年的财务业绩来看，中国太阳能(3.250,0.01,0.31%)发电运营商的信用状况在2019年仍然面临压力，而风力发电运营商的信用状况则更加稳定。惠誉预计，这两类运营商现金流疲弱的主要原因是补贴的延迟，这种情况将在2020年持续。由于补贴收入所占份额较大以及较高的财务成本，太阳能发电厂受到延误的影响更为严重。
惠誉预计，到2020年，COVID-19的“大流行”对可再生能源运营商的信用影响有限，因为它们在并网方面优先于火电运营商。
惠誉预计，中国最大的私营风力发电运营商协合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Concord New Energy Group Limited，简称“协合新能源”，00182.HK，BB- 负面)的FFO净杠杆率将从2018年的6.7倍略微降至2019年的6.6倍。该公司的净利润增长20.3%，与2019年19.2%的债务增长率持平。
三家央企的可再生能源子公司(主要投资风力发电)，华电福新(00816.HK)、大唐新能源(01798.HK)和龙源电力(00916.HK)，2019年报告的净利润合计同比增长3.7%，与它们5.0%的债务增长相当。相比之下，三家太阳能发电运营商——协鑫新能源(00451.HK)、北控清洁能源集团(01250.HK)和熊猫绿能(00686.HK)——的净利润(不包括减值损失)合计同比下滑25.5%，主要是由于财务成本上升，且他们的债务在2019年上升了0.6%。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持平，因为削减(限制与电网的连接)基本得到解决，几乎没有改善的空间。总体而言，2019年，中国的风电削减量下降了3个百分点至4%，而太阳能削减量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至2%。北控清洁能源集团和熊猫绿能的太阳能利用率分别提高了17小时和49小时，与行业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由于风速较低，风力发电运营商的涡轮机平均使用时间为2157小时，比2018年降低了23小时。2019年，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公司的实际电价基本持平，或只是略有下降。
补贴的延迟获得仍然是可再生能源运营商现金流的最大压力，特别是太阳能发电厂的现金流。2019年，太阳能发电运营商的电力销售只有约35%来自基准电价，而协合新能源的这一比例接近60%。2019年，协鑫新能源、北控清洁能源集团和熊猫绿能的应收账款合计增长35.3%至137亿元人民币，将其平均应收账款周转期从2018年的530天延长至2019年的632天。2019年，三家国有风电运营商的应收账款总额也增长了47.7%，达到354亿元人民币，这可能导致经营现金流下降。惠誉预计，对于补贴的严重延误，短期没有补救措施。
财务成本的上升也加剧了非国企运营商的现金流压力。2019年，协鑫新能源和熊猫绿能的净财务支出增长15.1%，尽管其债务下降了8.1%。惠誉认为，由于银行对疲弱的现金流越来越谨慎，而中国私营企业的流动性在2019年普遍收紧，太阳能发电厂的融资条件有所减弱。相比之下，央企的融资成本较低，尽管债务上升了5.0%，但其净财务支出却下降了4.6%。
大多数在2019年前建成的太阳能发电厂无法产生足够的经营现金流来支付项目贷款的利息和摊销。因此，太阳能发电运营商通常无法从其项目子公司上游获得现金，而且还要向其提供补贴，这使得在控股公司层面的债务偿还更加困难。协鑫新能源和熊猫绿能在2019年都采取了项目剥离的方式来减轻负担，它们在2019年底的产能分别比一年前下降了2%和18%。由于国有企业的地位，北控清洁能源集团去年将产能扩大了12%，但资本支出却减少了一半。2019年，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降至30千兆瓦(GW)，远低于2018年的44 GW和2017年的53 GW。
惠誉认为，非国有太阳能发电运营商将在2020年继续处置资产，以抵御现金流疲弱的影响。资产的估值将是关键，因为资产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剥离将在短期内满足对流动性需求，但从长期来看会削弱它们的信用状况。对于债券投资者来说，国有企业提供的股权融资将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它既提供股权融资，又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
另一方面，风力发电运营商仍在扩大其项目组合。2019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从前三年每年约20 GW反弹至26 GW，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快建设使这些项目符合上网电价的条件。三家风力发电国有企业的资本支出在2018年同比下降31%之后，2019年飙升82%。惠誉认为，随着现有上网电价项目的完成，2021年风力发电的资本支出将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