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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华能集团董事长舒印彪出席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面对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上海市市长龚正、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等重磅嘉宾，这位近年中国海上风电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发表了关于长三角能源电力一体化的主旨演讲，提出长三角应率先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作为现代能源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海上风电恰好也起源于上海。2010年，安装34台国产风机的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并网发电。在当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上，这张清洁能源新名片向全世界彰显中国致力于绿色发展的大国责任。
此后十年，以上海为起点，以江苏为根据地，海上风电辐射到整个东南沿海地区。
来自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CWEA，下称“风能专委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703万千瓦，跃升为全球海上风电第三大国。
就在海上风电崛起的十年间，中国能源格局也发生深刻变化。西电东送工程最初的战略输出地随着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能源输入地。尽管特高压让更长距离的能源输送成为可能，但东南沿海地区自建电源仍迫在眉睫。
如今，海上风电承载了越来越多的时代使命。或许很少有产业能像海上风电一样，将技术创新、制造强国、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扩大开放、能源革命、能源安全、国家软实力等硬核概念融于一炉，并最终淬炼出一把直指“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利剑。
不过，以宏观的全局视野看待海上风电固然可观，但身处其间的从业者却不免危机四伏之感。供应链国产化难题未决，国内外市场割裂，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而即将到来的平价时代则将这个新兴产业推向生死攸关的险滩。
风起潮涌，站在十年的时间节点，回顾过往，海上风电需要以史为鉴，吸取成长经验的养分；而面向未来，海上风电则需要以终为始，看清继续前行的方向。
风起云涌
2010年6月8日，上海世博园中国馆里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前人头攒动。在这幅用现代电力驱动的百米长卷中，千年古都汴京城犹如一场从远郊到市集的流动的盛宴。
此时，如果有画家愿为21世纪的上海再作一副《清明上河图》，他或许会从70公里外的东海大桥风电场起笔。当天，这个中国首座海上风电场刚刚竣工并网，清洁能源从海上源源不断输往黄浦江畔万国聚会的上海世博园。
继两年前北京奥运会光伏点亮鸟巢之后，中国再次向世界展现出绿色发展的国家软实力。
不过，这项国家形象工程背后，却是造价高昂、不具备商业化运行推广价值的现实。刚刚起步的中国海上风电要想真正成长为清洁能源转型的骨干力量，还任重而道远。
当年，中国赶超美国，成为全球风电第一大国。但在技术难度较高、产业链较复杂的海上风电领域，中国却远远落后于欧洲。
早在1991年，丹麦就曾尝试建设全球首座海上风电场Windeby风电场。经过近20年发展，以德国、英国、丹麦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已抢先进入海上风电场的规模开发，其在海上风电技术方面也与中国拉开明显差距。
前无古人的破冰之举考验开拓者的勇气与智慧。在中国海上风电兴起之初，龙源电力和江苏省扮演了行业领军者的角色。
2007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与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一班飞机上巧遇。当飞机接近南通上空时，李源潮透过舷窗，指着远处近千千米的海岸线说：“江苏应该积极利用资源开发海上风电，海上风电还可带动装备制造业等诸多产业。”
二人达成共识。同行的时任龙源电力总经理谢长军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
一个月后，国家发改委发文，明确拟由中广核与龙源电力合作，在南通如东建设30万千瓦的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彼时，“三北”地区消纳问题初显，龙源电力在全国率先开启“上山、下海、低风速”的战略转型。
就海上风电而言，龙源电力出于谨慎考虑，制定“先小规模试验，再中等规模示范，最后大规模开发”的“三步走”战略，从潮间带起步，由近及远逐步向近海（50千米左右）延伸。
2009年6月，龙源如东3万千瓦海上（潮间带）试验风电场正式开工。一年后，16台风机全部竣工投产，实现全球海上（潮间带）风电场零的突破。
这座风电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为中国海上风电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培育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明阳、联合动力、远景、上海电气、海装、三一重工、金风、华锐等8家当时主流风机制造商同台竞技，共同成长。日后，它们将从这座中国海上风机的黄埔军校出发，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2011年起，如东海上（潮间带）15万千瓦示范项目等5个项目相继开建。前两步走的目标稳步实现，为日后第三步大规模开发奠定基础。
南通海上风电新动向激发邻近的盐城奋起直追。而在龙源电力带动下，华能、国电投、三峡、中广核等开发商也蜂拥而至。
开发浪潮搅热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上海电气、金风科技、远景能源等整机商相继在江苏投产装备基地，叶片、海缆、塔架等供应商也加快布局。江苏传统造船业则纷纷开辟海装船新蓝海。
这一时期，尚在萌芽期的中国海上风电走下上海世博会的神坛，在海浪与泥滩间潜心修炼技术创新与制造强国的内功。
下一步，它将登上更为波澜壮阔的舞台，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书写红与黑的故事。
四海承风
锁城的雾霾中，一个属于清洁能源的新时代加速酝酿。
2016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在此背景下，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要求2020年，国内所有火电企业所承担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需占火电发电量的15%以上。
当年该部门出台的《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则划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个海上风电重点建设省份。加之两年前国家首次明确0.85元/千瓦时的标杆电价，海上风电终于吹响高歌猛进的号角。
风能专委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海上风电经过6年发展，累计装机量仅为162万千瓦。短短三年后，这一数据猛涨三倍有余，达到703万千瓦。
在这场大跃进中，省级政府和发电央企的负责人成为海上风电新一批代言人。海上风电也因此被贴上诸多超越其本身的标签。
三峡集团率先开启与沿海各省的联盟。《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后，该公司前后两任董事长卢纯和雷鸣山频繁拜访上述四省主要领导，并推动达成战略合作。截至2019年底，这家海上风电后起之秀在开发商累计装机量排名中已稳居榜眼。
过去三年间，海上风电领域最活跃的副部级央企掌门还有舒印彪和钱智民。二人所执掌的华能集团和国家电投，则分别位列上述榜单的第三、四位。
去年，钱智民带领国家电投在五大发电集团中率先实现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过半的目标。舒印彪则作为电力央企“一把手”中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屡屡为海上风电发声。
不过，龙源电力所在的国家能源集团依然高居榜首。但近年来，龙源电力由于母公司合并重组而放缓了扩张脚步。而比之上述三家发电央企，这个老牌霸主受限于央企二级公司的身份，其在业内的软实力似乎也在下降。
中国特色的体制内级别文化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新一轮圈地运动。而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成为摆在从业者面前的一道关键课题。
江苏提供的是一个相对市场化的样本。截至去年底，江苏仍占据中国市场2/3的累计装机量。但纵观近十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海上风电”却从未被写入。
相比之下，近年来广东海上风电发展势头劲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该省省长马兴瑞的亲自推动。
2017年初，海上风电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首次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在此后三年的报告中，海上风电又分别承担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开放的重任。
自十九大变更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后，海上风电就成为拉动揭阳、汕尾、阳江等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中美贸易战中，GE海上风电制造基地落地，则让广东“两个重要窗口”的角色更加鲜明。
然而，海上风电与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引发业界对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的担忧。
去年，广东、福建两省相继出台政策为大兆瓦推波助澜。基于此，上海电气、金风科技、东方电气、明阳智能相继下线“8MW+”的海上大风机，进一步缩小中国风机技术与世界的差距。但此类行政干预市场的举措也引来争议。
不过，尽管新问题层出不穷，近四年来中国海上风电的主旋律却依然是快速向前。技术创新与制造强国的传统得以延续。
而随着各方势力广泛入局，海上风电跳出本行业，在更为宏观的全局中挖掘自身价值，从而为应对未来局势变化积蓄力量。
风云突变
一个月前，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董事长金孝龙前往山东，拜访刚刚成立的新山东能源集团。
这家在世界500强排名中仅次于国家电网和“三桶油”的中国第五大能源集团，亟待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改变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海上风电被列入重点考虑方向。
山东是中国传统能源腹地，也是海上风电洼地。2019年底，该省海上风电累计装机量仅占全国的0.2%。背靠中国最大的海上风机商，金孝龙希望借此撬开这片蓝海。
此时，中国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久前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中国GDP十强城市排名显示，重庆超越广州，坐稳仅次于上、北、深的第四把交椅。
重庆是三峡工程所在地之一，其所在的西南地区是西电东送工程最初确定的战略输出地。然而，经过20年发展，尤其是今年初“成渝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西南省份正加速从能源输出地向输入地转变。原有的西电东送格局受到挑战。
今年爆发的“白鹤滩之争”即是这一变化的反映。基于此，海上风电成为沿海各省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重要砝码。
更高站位的能源安全保卫战也仰仗着海上风电。目前，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再电气化”。
而中美贸易战倒逼着中国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此时的上海电气风电集团就正在准备冲刺科创板。
从外部变局来看，海上风电似乎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内部的变局却悬起达摩克利斯之剑，海上风电或将遭遇灭顶之灾。
今年伊始，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明确从2022年开始，中央财政不再对新建海上风电项目进行补贴。
海上风电实现平价大约还需五年时间。业界寄望于地方政府出台补贴政策。但从目前沿海各省政策动向来看，地补接棒希望渺茫。
经历了早年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和近年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海上风电终于重回“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状态。
撕下标签，如今的海上风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并从自身寻找破局之道。
去年8月，上海电气率先下线8MW风机，从整机商角度为应对平价提供降本方案。此后，金风科技、东方电气、明阳智能等也相继推出“8MW+”大风机。
盐城则试图打磨产业集群的密钥。这个占据中国累计装机量一半份额的海上风电之都，拥有着中国最全的风电产业集聚区，风电装备产业链已较为完整。中国第一大风机商金风科技牵头在此构建行业生态圈，目标在2022年建成中国海上风电首个平价示范项目。
更多开发商将海上风电视为其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的试验场。
在去年的风电新增装机量排名中，一项以火电为主的华润电力一举夺魁。这匹黑马还将海上风电业务与华润体系内大消费板块融合，发展“海上风电+海上牧场”，探索商业模式创新。
早在三年前，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傅育宁曾在年会上提出一道思考题：“再过二十年，哪些行业还能存在？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华润电力试图在实践中寻求答案。
海上风电制氢是开发商关注的另一个新增长点。新山东能源集团在规划海上风电的同时，还把目光投向氢能。而国家电投等发电央企也在着力布局这一新赛道。
不过，行业能否加速穿越后补贴时代最初的阵痛期，还是未知之数。
但可预见的是，在这个危机并存的时代，海上风电即将开启新一轮洗牌。未来十年，优胜劣汰将不止于技术创新，还在于能否更好地融入并创造出一个更加综合高效的生态圈。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潮起潮落，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