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仅仅从战略设计角度而言，鲁肃的“江东对”，要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更具有可行性。那么，为什么“隆中对”在历史上更为出名，而“江东对”除了专业历史工作者很少有人知晓，显然不是由于这一战略更为成功，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汉末各方的战略构思上，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参照，这就是曹操的战略。曹操作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之评语，《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实际上在起事之初并无明确的战略。他的谋士荀彧，对曹操战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荀彧建议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就像刘邦保关中、刘秀据河内一样看待兖州。“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深固根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固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三国志·荀彧传》）更重要的是，荀彧还建议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曹操有了稳定的立足地盘，有了皇帝为自己背书的合法性权力来源，迅速成了气候。相比之下，袁绍的短处立显。沮授曾建议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但袁绍心怀疑虑而不听。后来田丰又建议袁绍袭击许都以迎天子而定天下，袁绍照样不听。纵观曹操，始终坚持“挟天子”的政治优势，却再无其他相对固定的战略。所以，曹操的战略，是没有固定方向的柔性战略。他不过是一直在打类似于“尊王攘夷”的正统牌，王牌不变，使用王牌的手法上却随机应变。这种战略似乎很老套，而且平淡无奇，但曹操边走边看，智谋迭出，把自己的牌打得有声有色，且由曹丕继承打到了三国的最后。以战略思想的眼光看，曹操的战略是另一种路数，它不进行要素分析，而是确定一个战略抓手，然后灵活展开，最接近于明茨伯格所说的“手艺型战略”。相比较之下，诸葛亮的战略最为理想化，鲁肃的战略最为务实，曹操的战略最为成功。
尽管三国的战略在本质上都是先成就霸业后统一天下，但在战略使命上有明显差别。曹操的使命是在平乱中扩展，东吴的使命是在扩展中称帝，而蜀汉的使命是在动荡中复汉。汉语中的“战略”与“策略”差别较大，管理学中来自西方的“战略（Strategy）”一词，与“策略”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所谓的战略管理，往往兼容汉语中的“战略”和“策略”于一身。如果不考虑实施策略，那么诸葛亮的“隆中对”最能激动人心；如果使命和策略兼顾，那么鲁肃的”江东对”最能统合二者；如果策略优先，那么曹操的“挟天子”最利于操作。上述三个战略，在实施中都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诸葛亮的战略实施起来最为艰难。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了刘备，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那么，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后裔，诸葛亮为何不选？诸葛亮在荆州襄阳日久，对刘表应该有透彻的了解。尽管刘表也是皇族子孙，但其才能和见识不足以承担兴复汉室的重任。仅从对待司马徽的态度上，就可看出其见识短浅。他对这位闻名遐迩的“水镜先生”，竟然看作普通书生而不以礼待之。刘表在政务处理上的优柔寡断，在对外事务上的首鼠两端，在家族内部的是非不明，都显示出其不足以托付大事。更重要的是，刘表也不可能看得上诸葛亮。至于远在蜀中的刘焉刘璋，更是偏安一隅目光短浅。相比之下，有枭雄之称的刘备是皇族后裔中最有大志的一位，所以诸葛亮把兴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但是，兴复汉室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使命。东汉后期的政治黑暗，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政，已经使汉室的统治合法性严重衰减。董卓之乱后的混战，分裂大局已经形成。所以，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江东对”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汉室不可复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的部下陈群等人说：“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请求曹操称帝，但曹操不答应。在这种情境下，所谓“兴复汉室”，只能作为口号存在，或顶多是作为与他人争斗中的正当性来源而已。诸葛亮为这一使命，付出终生努力。人们对他的赞誉，更多地是出自对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佩服和尊敬。所以，尽管《后出师表》真伪难辨，但其中的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脍炙人口；在天下大势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人们把坚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信念看作是可歌可泣的品质；尤其是对其不计“成败利钝”的精神，更是赋予由衷的赞叹。可见，后人对诸葛亮的赞誉，实际上不是出于其战略的高明，而是出于对其人格的佩服。反过来，由于诸葛亮的人格力量，使“隆中对”也得到光环效应的辉映。田余庆对此有很精到的评价：“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这样就在思想上神话了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乱。一般说来，脱掉诸葛亮的八卦袍，摈弃其呼风唤雨的本领，即令是古代的历史学家也是不难做到的；而要客观地评价《隆中对》的长短并分析其原因，无论在古代或现代，都不免遇到阻力。”更重要的是，按照田余庆的说法，刘备是一个“不具有战略思想的随波逐流的人”，这就更彰显出诸葛亮的卓越（《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
战略不可能完美无缺。按照当代有限理性的思路，任何战略，在从制定到实施的过程中都要不断调整。然而，“隆中对”中“兴复汉室”难以实现的瑕疵，导致其后的调整格外困难。反过来，又是这种瑕疵，彰显出诸葛亮不懈努力的风采。所以，“隆中对”的瑕疵与后人对“隆中对”的评价，恰恰形成水涨船高的互动。三家战略相比，最为成功的曹氏战略，不过是“挟天子以令不臣”加上随机应变而已，很多人甚至不把它当作战略；鲁肃的“江东对”十分实际，人们会觉得比较平淡；而诸葛亮的“隆中对”高扬理想旗帜，最为后人称赞。这种战略愈超越现实，就愈因其难度增加而得到人们的敬佩。从这一点上或许能够看出，管理思想中“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往往不能吸引人，而实现几率极低的宏伟蓝图却更为引人注目的奥秘所在。
手机浏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