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管理思想纵横观

　　治军是诸葛亮的强项，察孔明一生，用兵之短不能掩盖其治军之长。从诸葛亮关于治军的论述来看，陈寿编辑的《诸葛亮集》中，《兵要》和《军令》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加上陈寿未收的《兵法》和《十六策》中的《治军》《教令》《斩断》等，可以看出他不但受到《孙子兵法》和《司马法》等前人兵法著作的影响，而且在军队编制、训练、军官选任、军事规则、行军驻扎等方面都有细节上的论述，尤其是通讯器材、兵器用具、机械制作等独擅其长。正如陈寿所言：“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诸葛亮的治军用兵思想可以单独细究，本文从略。
　　另外，从管理角色看，诸葛亮在蜀汉一身二任，既是最有名的军师，又是最有名的丞相。所以，他的角色隐含着咨询与管理的冲突。当他强调思近虑远、谋略计划时，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决断能力。他强调“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思虑》）时，就隐约表现出优柔寡断的一面。而当他作为丞相裁决事务时，思虑过多又可能导致其不能大开大阖。所谓“诸葛一生惟谨慎”，正是这一角色冲突的写照。
　　月照西窗—诸葛亮管理思想杂议
　　小时候，每逢过年，老辈会在房子窗户上贴这样一幅对联：月照西窗诸葛亮，日出东山左丘明。作为刚刚认得文字的小学生，总是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汉字谐音和转意的灵活运用。明月映照纱窗，老式窗棂雅致的方格洒上一片银灰；红日东升，远处的山丘笼罩着橙色曙光。田园美景中嵌入两位古代伟人的姓名，构成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如果据实而言，窗棂上的光彩，同诸葛亮这位伟人没有任何关系，岂不大煞风景？
　　诸葛亮的身后功名，恰同这幅对联的“月照西窗”类似，有些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多少还有关联，有些则八竿子打不着。人们所熟悉的“隆中对”，那确实是诸葛亮本人所作，但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等，则基本上是“月照西窗”。
　　从历史看，任何人都不敢说所掌握的知识真实无误，但大致可以说，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和经理人，他对于蜀汉的功绩无人可比。这一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著作论文，不用本文赘言。然而，在三国灿烂的星河里，诸葛亮只是群星中的一颗—尽管十分耀眼，但毕竟不是全部。平心而论，当时有不少人在某一方面可以与诸葛亮平分秋色。论复兴汉室的抱负，起码有一批士人（如荀彧）可与匹敌；论谋略，周瑜、鲁肃等人并不亚于诸葛亮；论君臣相得犹如鱼水，早期的孙权和某些时候的曹操，同他们的谋士大臣之间可能更少猜忌（当然，这一关系主要取决于刘备）。那么，诸葛亮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他为何能获得比同时代其他人大得多的名声？
　　本文认为，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努力，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气度，那“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自我证明，实际上，诸葛亮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正是这种精神，能够引起人们最广泛的共鸣。
　　正因为如此，对诸葛亮的批评，是许多人不能容忍的。真正对诸葛亮给出严苛指责的，是北魏的崔浩。他在与毛脩之讨论《三国志》时认为陈寿对诸葛亮过于溢美，说：“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
　　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魏书·毛脩之传》）在崔浩看来，诸葛亮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矜才自负，战略失误，连其英年早逝都成为他攻击的靶子。所以，崔浩的批评，后人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就连章太炎这样的大家，也以“索虏不窥秦岭以南形势”，而断定“其是非无足辨者”（《检论》）。
　　然而，崔浩所言难道没有一丁点道理？别的不说，就以治蜀而论，三国之中蜀最狭小，诸葛亮治蜀却最有功绩，这固不待言，史籍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野无醉人。”（《三国志》注引《袁子》）崔浩却说的是光亮背后的阴影，“严威切法，勒控蜀人”。诸葛亮治蜀用刑过严，取民过多，应该说是事实。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同上注引《默记》）还有记载称：“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同上注引《蜀记》）裴松之在注文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有他同法正的对答为其辩护，即刘璋法禁松弛，故纠之以猛。但是，正如裴松之反问的那样：“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稍微计量一下蜀汉的用兵概算，蜀人负担之重是明显的。诸葛亮的成功之处，在于民众认可了这种负担，“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但万不能认为当时的蜀中就是乐土。
　　所以，诸葛亮的人格感召，他所代表的进取精神，使后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往往偏高，这属于人之常情。当人们在接受信息时，那种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反的信息，不但会被有意识摒弃，而且还会被无意识遮掩。例如，诸葛亮事必躬亲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汉代起已经有了丞相不问小事的传统。诸葛亮的主簿杨颙曾进谏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不问命案、陈平不知钱谷为例批评诸葛亮，“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三国志·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对此，王夫之辩解道：诸葛亮以“宁静可以致远”闻名，所以不可能热衷于繁苛小事，他作为丞相而事必躬亲，肯定有其不得已之处。要做到不亲小事，必须“下有人而上有君”。诸葛亮上不能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下没有类似于曹操下属的众多人才。“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于纤微，以为訏谟大猷之累，岂得已乎？”（《读通鉴论·三国》）王夫之的辩护看起来有理，却经不起推敲。“宁静致远”作为个人修养方式，是否肯定就能养成政务上不亲小事的习惯？下属不给力，执行多谬误，是否正是事必躬亲所造成的？这些问题，没有是非分明的答案，人们的价值倾向不同，会接受不同的解释。再如，有一篇当代论文，论证关羽之死是诸葛亮假借吴军之手而翦除之，以扫清其丞相之路的障碍，虽然论证不乏学术思考，但因为该文阴谋论的气息过于浓厚，所以本文也不愿采纳其观点。这种研究中的日积月累，最后导致对诸葛亮的不断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