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历把她打磨成一颗106岁的珍珠

　　在中国作家榜上，她是年龄最大的上榜者，已近106岁高龄，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
　　
　　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作为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先生已经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
　　
　　当那些浮于人世的尘埃落定，她与生俱来的才华与魅力却依旧闪光，在岁月的历练下烨烨生辉。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杨荫杭是民国着名的大律师，姑母杨荫榆亦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从小虽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杨绛学业精良，乖巧聪慧，深得父亲宠爱。
　　
　　1928年，一心想报考清华外语系刻苦努力的她，却因南方没有名额，只得无奈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在校期间，她踏实进取，不仅专业拔尖在班里才冠群芳，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
　　
　　1932年初，为了能读清华外语系，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如愿考取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
　　
　　爱情总是不期而至。读研期间，她与钱钟书在清华相遇了。1935年，两人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婚后的柴米油盐，哪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加之钱家身为旧式人家，男尊女卑观念极强，为了爱情，她只得甘做钱家“灶下婢”。
　　
　　随钟书留学英国的旅程，她发现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
　　
　　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她。
　　
　　钱钟书吃不惯英国食物，杨绛便从自己的食物中省下钱钟书愿吃的部分，却仍然担心他吃不饱。
　　
　　他经常“拙手笨脚”的做坏事，比如陆续打翻墨水瓶，弄脏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而杨绛每次都笑咪咪地对他轻声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
　　
　　其实她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她，在跌跌撞撞中却也学会了过日子。
　　
　　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
　　
　　只是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1937年，唯一的女儿“阿圆”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更是叠加了带孩子。
　　
　　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不卑不亢，却勤勤恳恳，恪守本分。
　　
　　难怪原本门不当，户不对，更不被钱钟书父母看好的“洋盘媳妇”的她，也能在这段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赢得了公公“安贫乐道”的称赞，婆婆“愿相与随”的肯定。
　　
　　1938年留学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相继沦陷，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
　　
　　为了补贴拮据家用，她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
　　
　　而能重新拾起这些，足见她婚后一边持家，一边不放弃自修的强大毅力与艰辛。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却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被分配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能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她没事还坐在里面悠然自得地看书。
　　
　　1969年，他们又被下放至干校，已近六十岁的杨绛被安排种菜。她索性白天看管菜园，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
　　
　　“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十年文革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
　　
　　而在此期间，杨绛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历尽周折，完成了译着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诃德》。
　　
　　这套译本后被邓小平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国王。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八十多岁的她，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的院区，她就这样来回奔波，不辞辛劳。
　　
　　她曾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英年早逝。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
　　
　　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却附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在丈夫与女儿相继离世后，她在92岁高龄下，提笔着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
　　
　　96岁仍能推出《走到人生边上》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杨绛曾借用英国诗人兰德的诗这样形容自己：“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
　　
　　这也成就了她大智若愚的处世智慧，以及晚年佳作倍出、生活怡然自得的充沛状态。
　　
　　谁说女人最大的敌人是时间？越过光阴的隧道与生活的沧桑，阅历能让才华更持久，也能让幸福更趋向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