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2017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复杂最危险最不确定的一年。
一方面,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过度的货币放水导致全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在资产价格泡沫沉渣又起的同时,实体经济仍然低迷,全球政治动荡和贸易摩擦势必愈演愈烈,各种黑天鹅事件防不胜防;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探底过程远未完成,在穷尽了很多政策工具之后,中国将重启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供给侧改革,供给侧作为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如何平衡结构调整与过去多年积累的种种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极其考验高层的智慧。
首先应该明白,2016年中国经济尽管最终可能录得6.7%左右的增长,并且在前三个季度的增速均为6.7%,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见底。
笔者关注到一些学者对于“6.7%”这个数字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乐观,预测“L”型转折点到来的人逐渐增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和短视的观点。
必须指出,中国经济所谓的“L”型,绝不是经济增长数字停止下滑,而是通过供给侧改革,完成结构调整和动能的转换,也就是,完成发动机的转换。
我个人总是觉得,中国很多学者对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变仍然缺乏认识,从中国经济的大周期而言,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和过去迥然不同的“无人区”,必须转换思维思考中国经济:
其一,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速度的认识思维。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近乎两位数的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和各种约束条件明白无误的证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期,这已经为中国经济过去6年的事实所证明,那些轻言中国经济还能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20年的观点既违背事实,也缺乏任何理论根据,必须清醒地明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反弹,目前6.7%的增长仍然算很高的速度;
其二,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国际环境变化和流动性变化的认识思维。金融危机以来8年全球货币放水的日子正在结束,随着美联储启动10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强势美元回归,全球流动性转折点正在到来。对于中国而言,强势美元的回归,不仅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也要被动收缩,更重要的是,强势美元导致资本流出中国的速度加剧,在房价经历了一次剧烈的泡沫运动之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真正的囚徒困境;
其三,必须认识到中国红利周期已经结束。过去30多年中国赖以快速增长的很多红利要么消耗殆尽,要么今非昔比,人口红利、资源和环境红利以及中国的追赶型增长模式,都已经到了极限;
其四,必须转换对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认识的思维。2017年是真正的风险之年,过去8年,中国主动被动加杠杆的行为迄今为止没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某些领域变本加厉。
杠杆成为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影子银行、政府和企业债务、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各种高杠杆的风险都成为危险系数极高的因素,而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逃成为当下中国经济新的高风险因素。处理不慎,不排除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笔者同意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定调:一是强调“稳”是大局,二是特别强调风险思维。会议多次提到风险,比如“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也许不一定发生贸易战,但贸易摩擦的加剧是必然的。等等,这绝非无的放矢。
控制风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中国就能按照计划深化供给侧改革,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供给侧改革将无从谈起。笔者认为,和过去相比,除了经济领域的风险,包括房地产泡沫、企业债务等,2017年的突出风险还有三:
第一,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2016年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的背后,本质上是信心问题,对中国经济、中国改革、中国未来的信心开始动摇,这是最大的风险,信心的丧失会引发连锁反应。挽回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需要从改革的真诚、从改革的不动摇、从保护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预期入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到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这是对的,但需要从制度和改革的真诚上入手,过去改革形成的共识千万不能颠覆,左的做法千万不能还魂,否则,难以让企业家安心;
其次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贬值其实是经济大周期转换的结果;
三是资本外逃问题。笔者最近一直强调,资本外逃必须高度重视,资本外逃是一个综合信心指数,外逃的不仅是资本,还有人,还有未来和希望。必须有智慧的应对,既不引发恐慌,同时能够遏制流出加速的情况。
笔者对中国经济长期不担心,就中国经济的长周期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还远远没有结束,特别是未来3年,作为改革红利释放的最佳时间窗口,以及供给侧改革的高峰期,一定会给很多产业带来新的机遇。但关键,是稳定国人信心,稳定企业家信心。而稳定信心的关键是改革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调,回到过去三十多年形成的共识。只要改革不出问题,形势再复杂,再危险,都有办法趟过去。
再次感谢各位一年来的陪伴!
祝大家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