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托尼·王也清醒地意识到只靠他自己的资源是无法把肯德基引入中国的。他在天津得到的经验更加强了他所深信的观点:要在肯德基旗帜下做买卖,毫无疑问要求中国雇员在工作态度方面做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只能通过耗费时间的培训计划获得,这便意味着在开始营业之前就要投入大量费用,而他无力全部负担。此外王还担心在寻找合作伙伴、谈判、签定租约及获得营业执照等前期工作所需的费用。到1985年深秋,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这个市场对个人来说是太大了"。
1986年4月,梅耶决定采取行动。改组肯德基东南亚地区办公室,买进在新加坡的全部特许经销权,其正在经营着29家肯德基家乡鸡商店,这将给肯德基东南亚地区办公室增加相当分量的新的管理负担。梅耶邀请王担任东南亚地区的业务主管,并表示支持王根据他最好的判断及努力去推进他的中国计划。
托尼·王接受了这一职务,并于1986年夏天成立了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肯德基东南亚地区办公室。据王自己讲,他接受这一职务的原因是"在中国开发肯德基家乡鸡这一事业是对他个人的挑战"。他把在中国建立第一个西方风味快餐店的机会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公司都是这样。他还认识到由于这一工作的明显挑战给他个人带来极大的风险,这一冒险有可能失败。
从肯德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业务全局考虑,王开始以一种特殊的眼光看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打入中国市场这一单一目标必须与这个地区的其他投资机会相互均衡。肯德基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市场,虽然加在一起比全部的中国市场还要小,但是,他们已经接触了西方风味的快餐,对肯德基产品的需求方式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与中国相比,追求在这些市场获得增长有一定的吸引力。保持对合作伙伴和雇员的控制也相对简单。这将导致迅速的增长和更高的投资回收,硬通货也容易获得。与此相反,开拓中国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稀缺管理资源。首要的制约就是肯德基能讲汉语的管理人员数量有限,且这部分人多数已经在香港和新加坡有了安排。所以,到1986年夏末时,王开始怀疑把这部分人力资源放在中国是否符合由他负责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利益。
在情况并不明朗时,王决定对中国市场进行更全面彻底的调查。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第一家肯德基店址应当选在何处?这一决策将对今后的盈利,对在中国其他地区的进一步开拓以及对投入管理资源的决心等一切关系到于还是不干的极端重要的考虑产生戏剧性的影响。
王最初想到的是天津。通过早先的经历,王已经同天津市政府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另外,天津是政府直接领导的三个直辖市之一。然而,他也看到了天津的几个弱点。首先,天律缺乏供应方便的谷物饲养的肉鸡。肯德基在香港的经验表明,中国消费者非常注重食物的新鲜和味道鲜美,这对一个中国人还不熟悉的产品来说更为重要。另一问题是西方旅游者一般不经常光顾该城市。虽然王预计主要销售收入是软货币--人民币,但一部分硬通货销售收入对汇出利润以及购买重要的投入物如鸡肉包裹材料、包装、促销材料等等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天津也许不能成为肯德基今后开拓全国市场的基地,该城市不具备这项宏伟计划所需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地理位置上,天津通常被视作北京的门户。
那么,其他选址方案--上海、广州和北京又如何呢?且让我们逐一道来。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有1100多万居民,9000多家工厂和中国最繁忙的港口。 上海是中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1%,外贸出口占全国的17%,是自行管理的直辖市之一。
上海与西方的交往有着悠久历史,在19世纪中叶,英国迫使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的商业与文化对上海有着浓烈的影响。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后,上海也一直保持着对国际商务与贸易的兴趣。如今上海建造了各种各样的西式饭店和商业设施,成为外国旅游者的理想观光地。